《史記·伯夷列傳》載：“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二人均不願意繼承王位而出逃，歸於周文王。文王死，武王起兵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滅殷，周統一中國。伯夷、叔齊恥為周民，不食周朝的糧食，隱居於首陽山，采薇而食，最終餓死於首陽山。對於這兩位曆史人物，曆來人們奉其為節烈之士，多加稱頌。
韓愈寫過一篇文章叫《伯夷頌》。對這篇文章，後世看法多有分歧。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說：“唐朝的韓愈寫過《伯夷頌》，頌的是一個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頗有些‘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伯夷，那是頌錯了。”在中國革命勝利的前夕，為了反對第三種人，毛澤東古為今用，拿《伯夷頌》說事，無可厚非，但我們千萬不要誤解，籠統地認為韓愈頌伯夷真的頌錯了。那麼，韓愈為什麼要頌伯夷呢？頌的又是什麼呢？
韓愈生活在各種社會矛盾都尖銳複雜的中唐時期，社會動蕩，官場黑暗，仕途險惡，於是，不少人明哲保身，與世俯仰，不敢有自己獨立的思想和人格，更不敢有不同流俗的言論和行動，韓愈對此十分不滿，遂寫下了《伯夷頌》一文。可見，此文之作，乃是有為而發，並非泛泛而談。
文章開頭就說：“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對自己的信仰深信不疑）而自知明（對自己有非常清醒的認識）者也。”就是說，一個人要有自己獨立的見解和操守而不隨波逐流，不要考慮別人說你的言行對與不對，隻要有堅定的信仰和對自己的清醒認識，就可以算是“豪傑之士”。一個“豪傑之士”，“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盡力而行，不受外人的蠱惑），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就是說，伯夷是從古至今，一人而已。像伯夷這樣恥食周粟、餓死而不顧的人，正是“信篤道而自知明”的“豪傑之士”，“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德行昭著，光勝日月），崒乎泰山不足為高（泰山也不及其高大），巍乎天地不足為容（形象高大，天地間容納不下）也。”
文章在高度讚揚了伯夷之後，筆鋒一轉，寫到了當今之士：“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毀壞他），則自以為不足。”嚴厲批評了當世那些沒有獨立人格，沒有自己的見解，以世俗之是非為是非的人。文章最後又說：“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餘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也。雖然，微（無）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韓愈一方麵說周公和武王是“聖人”，為“萬世之標準”，一方麵又大力宣揚伯夷是“窮天地，亙萬古而不顧者”，若無伯夷、叔齊，“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即是充分肯定了伯夷敢不以“聖人”之是非為是非的特立獨行精神。
清代劉開評此文說：“且退之亦嚐負當世之謗矣。夫不為天下所共者非（不做天下人都認為是不對的事），必不能成一人之是（一定不能成就一個人所做的事是對的）。當退之卓起波靡中（奮起於敗壞的社會風氣中），為眾人所不能為（做眾人所不能做的事），犯天下之不韙，其所謂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雖頌伯夷，倘亦有自任之意乎？”（《書韓退之<伯夷頌>》）曾國藩則更為明確地說：“舉世非之而不惑，此乃退之平生製行作文之旨。此自況之文也。”（《求闕齋讀書錄》卷八《韓昌黎集》）此說可謂一語中的，這是一篇“自況”之文：明說古，暗道今；明頌伯夷，實為自頌。可見，韓愈頌伯夷，並非自己也不想吃唐朝的糧食，更不是想學伯夷采薇而食以至餓死。韓愈是要幹事的，幹大事的，但他絕對不願人雲亦雲，隨俗浮沉，他要特立獨行：別人不敢說的話，他敢說；別人不敢幹的事，他敢義無反顧地去幹，付出多大代價也在所不辭。曾國藩說“特立獨行”是韓愈一生做人、作文的宗旨，確為知音之論。韓愈一生的確如此：在“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的情況下，他寫《禦史台上論天旱人饑狀》，為民請命，而被貶陽山；在“群臣不言其非，禦史不舉其失”的情況下，他上《論佛骨表》，反對憲宗迎佛骨，被貶潮州；在駢體文被定為科舉考試的法定文體時，他堅持寫古文，以至“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為吏部卒無成”。雖一生曆盡坎坷，但最終他成為事業上頗有建樹的官員，文學上的一代文壇盟主。
韓愈此文，既明誌，又諷世。不僅在當時有積極的現實意義，而且他所稱頌的“特立獨行”精神至今仍是人們立身處世的重要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