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節 特立獨行頌伯夷(1 / 1)

《史記·伯夷列傳》載:“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二人均不願意繼承王位而出逃,歸於周文王。文王死,武王起兵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滅殷,周統一中國。伯夷、叔齊恥為周民,不食周朝的糧食,隱居於首陽山,采薇而食,最終餓死於首陽山。對於這兩位曆史人物,曆來人們奉其為節烈之士,多加稱頌。

韓愈寫過一篇文章叫《伯夷頌》。對這篇文章,後世看法多有分歧。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說:“唐朝的韓愈寫過《伯夷頌》,頌的是一個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頗有些‘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伯夷,那是頌錯了。”在中國革命勝利的前夕,為了反對第三種人,毛澤東古為今用,拿《伯夷頌》說事,無可厚非,但我們千萬不要誤解,籠統地認為韓愈頌伯夷真的頌錯了。那麼,韓愈為什麼要頌伯夷呢?頌的又是什麼呢?

韓愈生活在各種社會矛盾都尖銳複雜的中唐時期,社會動蕩,官場黑暗,仕途險惡,於是,不少人明哲保身,與世俯仰,不敢有自己獨立的思想和人格,更不敢有不同流俗的言論和行動,韓愈對此十分不滿,遂寫下了《伯夷頌》一文。可見,此文之作,乃是有為而發,並非泛泛而談。

文章開頭就說:“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對自己的信仰深信不疑)而自知明(對自己有非常清醒的認識)者也。”就是說,一個人要有自己獨立的見解和操守而不隨波逐流,不要考慮別人說你的言行對與不對,隻要有堅定的信仰和對自己的清醒認識,就可以算是“豪傑之士”。一個“豪傑之士”,“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盡力而行,不受外人的蠱惑),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就是說,伯夷是從古至今,一人而已。像伯夷這樣恥食周粟、餓死而不顧的人,正是“信篤道而自知明”的“豪傑之士”,“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德行昭著,光勝日月),崒乎泰山不足為高(泰山也不及其高大),巍乎天地不足為容(形象高大,天地間容納不下)也。”

文章在高度讚揚了伯夷之後,筆鋒一轉,寫到了當今之士:“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毀壞他),則自以為不足。”嚴厲批評了當世那些沒有獨立人格,沒有自己的見解,以世俗之是非為是非的人。文章最後又說:“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餘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也。雖然,微(無)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韓愈一方麵說周公和武王是“聖人”,為“萬世之標準”,一方麵又大力宣揚伯夷是“窮天地,亙萬古而不顧者”,若無伯夷、叔齊,“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即是充分肯定了伯夷敢不以“聖人”之是非為是非的特立獨行精神。

清代劉開評此文說:“且退之亦嚐負當世之謗矣。夫不為天下所共者非(不做天下人都認為是不對的事),必不能成一人之是(一定不能成就一個人所做的事是對的)。當退之卓起波靡中(奮起於敗壞的社會風氣中),為眾人所不能為(做眾人所不能做的事),犯天下之不韙,其所謂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雖頌伯夷,倘亦有自任之意乎?”(《書韓退之<伯夷頌>》)曾國藩則更為明確地說:“舉世非之而不惑,此乃退之平生製行作文之旨。此自況之文也。”(《求闕齋讀書錄》卷八《韓昌黎集》)此說可謂一語中的,這是一篇“自況”之文:明說古,暗道今;明頌伯夷,實為自頌。可見,韓愈頌伯夷,並非自己也不想吃唐朝的糧食,更不是想學伯夷采薇而食以至餓死。韓愈是要幹事的,幹大事的,但他絕對不願人雲亦雲,隨俗浮沉,他要特立獨行:別人不敢說的話,他敢說;別人不敢幹的事,他敢義無反顧地去幹,付出多大代價也在所不辭。曾國藩說“特立獨行”是韓愈一生做人、作文的宗旨,確為知音之論。韓愈一生的確如此:在“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的情況下,他寫《禦史台上論天旱人饑狀》,為民請命,而被貶陽山;在“群臣不言其非,禦史不舉其失”的情況下,他上《論佛骨表》,反對憲宗迎佛骨,被貶潮州;在駢體文被定為科舉考試的法定文體時,他堅持寫古文,以至“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為吏部卒無成”。雖一生曆盡坎坷,但最終他成為事業上頗有建樹的官員,文學上的一代文壇盟主。

韓愈此文,既明誌,又諷世。不僅在當時有積極的現實意義,而且他所稱頌的“特立獨行”精神至今仍是人們立身處世的重要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