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憲宗元和七年（812），韓愈因替貪官華陰令柳澗辯護而以“妄論”罪由職方員外郎調任為國子博士。韓愈自貞元十八年至此，已三次到太學任博士，這一次又被弄到文教戰線上，氣就不打一處來。《新唐書·韓愈傳》說：“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
這篇文章看似模仿東方朔的《答客難》，實則是一篇抒發才高被黜、憂憤極廣的作品。文中確以國子先生自喻，但又絕不僅於自喻。文章對選拔培養人才的標準、方法、統治者如何舉賢薦能等問題，係統地闡述了自己的人才觀，對當時的用人路線表示了強烈的不滿，表達了他希望朝廷廣開才路的社會理想。“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國子先生對諸生的教誨，早已成為曆代學子們的座右銘。文中說：“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小人），登崇畯良（提拔賢才）。占小善者率已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用）……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有人認為這是韓愈給當權者拍馬屁，有意粉飾現實，這完全是一種誤解。其實韓愈在這裏都是正話反說，其真實意見是，如今是君不聖，相不賢，凶邪當道，畯良疏遠，有才之士不被錄用，有司不明不公。毫無疑問，這不是替統治者塗脂抹粉，而是對用人現狀的尖銳批判。接著文章又借學生之口，對國子先生的教誨提出質疑：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批於百家之編……焚膏油以繼晷（夜以繼日），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尋墜緒（失傳的儒家道理）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繼承）。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佛，可謂有勞矣。”“沉浸醲鬱，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即是說國子先生在各個方麵都堪稱楷模，而遭遇卻極壞：“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肋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為禦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就是說，你老先生不被人信任，沒有朋友幫助，剛當上監察禦史，馬上就被貶為陽山令；當了三年博士，這閑散之職也表現不出你的建樹。暖和的冬天，你老婆孩子喊著冷；豐收的年成，你老婆孩子叫著餓。你自己頭也禿了，牙也掉了，這樣活到死有什麼好處呢？以此來說明現實並非君臣聖明，人盡其才。文章的最後部分，又是國子先生對學生質疑的自我解嘲。他以木材為喻，說明好木匠能大材小用，小材小用；以藥材為喻，說明好醫生能貴藥、賤藥各有各用；而好的宰相用人，是能根據不同人的不同特點安排合適的工作。像我這樣不中用的人，現在還領著國家的俸祿，老婆孩子不用勞動，我出門還有馬騎，日子過得不錯，對於我的無能，“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皇上和宰相對我不加責罰、排斥，已經是我的幸運了。我一有所行動就遭人誹謗，但我的名聲也隨著增大了；把我放在閑散崗位上，那是我應得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如果再計較個人工資的多少，職位的高低，指責上司，那就非常不合適了。在貌似非常滿意中表現出對自己處境的非常不滿意。
文章通過師生對話，老師唱紅臉，說好話，學生唱白臉，表不滿；學生嘲諷，先生解嘲，一正一反，充分表達了韓愈的思想。全文從“才能”落筆，用一係列生動的比喻、反語和委婉含蓄的措辭，於貌似詼諧之中表達自己對人才問題的卓見，也充分抒發了個人的牢騷不平，顯示了良好的才華和修養。
茅坤評此文說：“《進學解》，此韓文正正之旗，堂堂之陣也。其主意專在宰相，蓋大材小用不能無憾，而以怨懟無聊之辭托之人，自咎自責之辭托之己，最得體。”故此文一出，遂在士大夫間廣為傳誦，當然也傳到當權者手中。據《新唐書·韓愈傳》載：“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製誥；進中書舍人。”就是說，韓愈因這篇發牢騷的文章得到當權者的青睞，進入了一個官運亨通時期：比部屬尚書省的刑部，相當於中央審計財務的機關，史館的修撰（編輯）是他的兼職；考功郎中是尚書省吏部考功司的主管官員，掌管對文武百官善惡、功過的考核；知製誥，就是給朝廷起草詔書；而中書舍人則是掌管朝廷的詔告製敕，可以列席宰相會議，可以到政事堂吃飯，權任極重，是曆代封建文人們夢寐以求的職位。
韓愈在兩年之中三改官職，確屬破格提升。他由一位大學教授一步步邁向中央權力的中心，這也是他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