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憲宗元和七年(812),韓愈因替貪官華陰令柳澗辯護而以“妄論”罪由職方員外郎調任為國子博士。韓愈自貞元十八年至此,已三次到太學任博士,這一次又被弄到文教戰線上,氣就不打一處來。《新唐書·韓愈傳》說:“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
這篇文章看似模仿東方朔的《答客難》,實則是一篇抒發才高被黜、憂憤極廣的作品。文中確以國子先生自喻,但又絕不僅於自喻。文章對選拔培養人才的標準、方法、統治者如何舉賢薦能等問題,係統地闡述了自己的人才觀,對當時的用人路線表示了強烈的不滿,表達了他希望朝廷廣開才路的社會理想。“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國子先生對諸生的教誨,早已成為曆代學子們的座右銘。文中說:“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小人),登崇畯良(提拔賢才)。占小善者率已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用)……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有人認為這是韓愈給當權者拍馬屁,有意粉飾現實,這完全是一種誤解。其實韓愈在這裏都是正話反說,其真實意見是,如今是君不聖,相不賢,凶邪當道,畯良疏遠,有才之士不被錄用,有司不明不公。毫無疑問,這不是替統治者塗脂抹粉,而是對用人現狀的尖銳批判。接著文章又借學生之口,對國子先生的教誨提出質疑: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批於百家之編……焚膏油以繼晷(夜以繼日),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尋墜緒(失傳的儒家道理)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繼承)。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佛,可謂有勞矣。”“沉浸醲鬱,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即是說國子先生在各個方麵都堪稱楷模,而遭遇卻極壞:“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肋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為禦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就是說,你老先生不被人信任,沒有朋友幫助,剛當上監察禦史,馬上就被貶為陽山令;當了三年博士,這閑散之職也表現不出你的建樹。暖和的冬天,你老婆孩子喊著冷;豐收的年成,你老婆孩子叫著餓。你自己頭也禿了,牙也掉了,這樣活到死有什麼好處呢?以此來說明現實並非君臣聖明,人盡其才。文章的最後部分,又是國子先生對學生質疑的自我解嘲。他以木材為喻,說明好木匠能大材小用,小材小用;以藥材為喻,說明好醫生能貴藥、賤藥各有各用;而好的宰相用人,是能根據不同人的不同特點安排合適的工作。像我這樣不中用的人,現在還領著國家的俸祿,老婆孩子不用勞動,我出門還有馬騎,日子過得不錯,對於我的無能,“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皇上和宰相對我不加責罰、排斥,已經是我的幸運了。我一有所行動就遭人誹謗,但我的名聲也隨著增大了;把我放在閑散崗位上,那是我應得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如果再計較個人工資的多少,職位的高低,指責上司,那就非常不合適了。在貌似非常滿意中表現出對自己處境的非常不滿意。
文章通過師生對話,老師唱紅臉,說好話,學生唱白臉,表不滿;學生嘲諷,先生解嘲,一正一反,充分表達了韓愈的思想。全文從“才能”落筆,用一係列生動的比喻、反語和委婉含蓄的措辭,於貌似詼諧之中表達自己對人才問題的卓見,也充分抒發了個人的牢騷不平,顯示了良好的才華和修養。
茅坤評此文說:“《進學解》,此韓文正正之旗,堂堂之陣也。其主意專在宰相,蓋大材小用不能無憾,而以怨懟無聊之辭托之人,自咎自責之辭托之己,最得體。”故此文一出,遂在士大夫間廣為傳誦,當然也傳到當權者手中。據《新唐書·韓愈傳》載:“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製誥;進中書舍人。”就是說,韓愈因這篇發牢騷的文章得到當權者的青睞,進入了一個官運亨通時期:比部屬尚書省的刑部,相當於中央審計財務的機關,史館的修撰(編輯)是他的兼職;考功郎中是尚書省吏部考功司的主管官員,掌管對文武百官善惡、功過的考核;知製誥,就是給朝廷起草詔書;而中書舍人則是掌管朝廷的詔告製敕,可以列席宰相會議,可以到政事堂吃飯,權任極重,是曆代封建文人們夢寐以求的職位。
韓愈在兩年之中三改官職,確屬破格提升。他由一位大學教授一步步邁向中央權力的中心,這也是他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