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憲宗即位後,雖有誌於平定藩鎮,加強中央集權,但效果不顯著。藩鎮依舊十分猖狂。當時藩鎮以平盧(淄、青)、魏博、成德(恒州,後改鎮州)和彰義(淮西)四鎮最為強悍,而以淮西最為狂妄凶暴。元和九年(814),彰義節度使吳少陽死,其子吳元濟自為留後,四處搶掠,以致威脅到東都洛陽。元和十年,憲宗發十六道之兵討伐吳元濟,但由於其他三鎮從中作梗,使討淮戰事數月無功,於是人情恐懼,朝中主和派勢力抬頭,氣勢洶洶,幸賴宰相武元衡、禦史中丞裴度竭力主戰,才使憲宗未易其誌。
韓愈時任考功郎中知製誥,是一個堅定的主戰派。在主和輿論甚囂塵上之際,給憲宗呈上《論淮西事宜狀》,堅決主張武力平定淮西。他首先詳細分析了淮西的局勢:“(淮西)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執兵之卒,四向侵掠……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即是說,淮西吳元濟雖然猖獗,但已是強弩之末。若集中全國力量,必能很快平定淮西。文章接著指出,客觀條件雖已具備,但關鍵還在於“陛下斷與不斷”:“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即是說,唐憲宗是否下決心,乃是平淮西之役勝負之根本。此外,文中還對平淮西的用兵策略作了具體闡述,顯示了其非凡的軍事見識。韓愈此文,無疑對堅定唐憲宗的態度起了重要作用,也給了主戰派人物武元衡、裴度以極大的精神支持。
但是沒過多久,京城便發生了一件震驚朝野的大事:平盧節度使李師道收買中嶽廟武僧在京城刺殺了宰相武元衡,同時把禦史中丞裴度刺成了重傷。恐怖氣氛彌漫著整個長安城,文武百官多懾於藩鎮的淫威,噤若寒蟬,而此時敢於站出來說話的有兩個人:一個是白居易,他雖任太子左讚善大夫的閑職,但出於責任感,立即上書言事,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因此惹惱了主和派,不久即以“越職言事”的莫須有罪名貶為江州司馬;另一位敢於說話的就是韓愈。他上了《論捕賊行賞表》,請求憲宗對告發者、捕賊有功者予以重賞,以取信於天下。
宰相武元衡被藩鎮殺害之事,也從反麵刺激了唐憲宗堅決用兵鎮壓藩鎮的決心和勇氣。他不顧主和派的阻撓,於元和十年底任命大難不死的裴度為宰相,主持對淮西用兵,而韓愈也於元和十一年正月,遷升為中書舍人,更加接近權力中心。然而,主和派並沒有銷聲匿跡,他們對主戰派的誹謗與報複一刻也沒有停止,韓愈即成為他們的眼中釘,必須除之而後快。韓愈任中書舍人不到半年,即被改官為太子右庶子。韓愈為什麼被改官?據李翱《韓吏部行狀》說,是因為韓愈力主用武力討伐淮西,意見和裴度相合,“而宰相有不便之者……後竟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宰相有不便之者”,即指主和派宰相韋貫之。因韓愈是主戰派的中堅分子,對韋貫之行事當然多有“不便”;所謂“他事”,即是韋貫之將韓愈改官的借口。據《舊唐書》本傳載:“俄有不悅愈者,摭(揀起)其舊事,言愈前左降江陵椽曹(任江陵府法曹參軍),荊南節度使裴均館之頗厚(待他不錯)。均子鍔凡鄙(品行不好),近者鍔省父,愈為序餞鍔(寫序為裴鍔餞行),仍呼其字。此論喧於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就是說,韓愈在江陵府時,裴均待他不錯;裴均的兒子裴鍔人品不怎麼樣,而韓愈居然還盛情接待了他,言下之意是,韓愈的人品也值得懷疑。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韋貫之大權在握,韓愈被迫調任。
太子右庶子是東宮太子的屬官,按品秩說,比中書舍人還高,但卻是典型的閑散之職。韋貫之用這種明升暗降的手法,將韓愈調離權力中心,使其無法發揮主戰的作用,正見其狡獪和陰險。韓愈並非貪圖安逸之輩,正值國家多事之秋,為國出力之時,卻因力排眾議,堅決主戰又遭主和派的暗算,心情鬱憤而又無可奈何,隻好在投閑置散中度過了一年左右的無聊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