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憲宗即位後，雖有誌於平定藩鎮，加強中央集權，但效果不顯著。藩鎮依舊十分猖狂。當時藩鎮以平盧（淄、青）、魏博、成德（恒州，後改鎮州）和彰義（淮西）四鎮最為強悍，而以淮西最為狂妄凶暴。元和九年（814），彰義節度使吳少陽死，其子吳元濟自為留後，四處搶掠，以致威脅到東都洛陽。元和十年，憲宗發十六道之兵討伐吳元濟，但由於其他三鎮從中作梗，使討淮戰事數月無功，於是人情恐懼，朝中主和派勢力抬頭，氣勢洶洶，幸賴宰相武元衡、禦史中丞裴度竭力主戰，才使憲宗未易其誌。
韓愈時任考功郎中知製誥，是一個堅定的主戰派。在主和輿論甚囂塵上之際，給憲宗呈上《論淮西事宜狀》，堅決主張武力平定淮西。他首先詳細分析了淮西的局勢：“（淮西）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執兵之卒，四向侵掠……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即是說，淮西吳元濟雖然猖獗，但已是強弩之末。若集中全國力量，必能很快平定淮西。文章接著指出，客觀條件雖已具備，但關鍵還在於“陛下斷與不斷”：“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即是說，唐憲宗是否下決心，乃是平淮西之役勝負之根本。此外，文中還對平淮西的用兵策略作了具體闡述，顯示了其非凡的軍事見識。韓愈此文，無疑對堅定唐憲宗的態度起了重要作用，也給了主戰派人物武元衡、裴度以極大的精神支持。
但是沒過多久，京城便發生了一件震驚朝野的大事：平盧節度使李師道收買中嶽廟武僧在京城刺殺了宰相武元衡，同時把禦史中丞裴度刺成了重傷。恐怖氣氛彌漫著整個長安城，文武百官多懾於藩鎮的淫威，噤若寒蟬，而此時敢於站出來說話的有兩個人：一個是白居易，他雖任太子左讚善大夫的閑職，但出於責任感，立即上書言事，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因此惹惱了主和派，不久即以“越職言事”的莫須有罪名貶為江州司馬；另一位敢於說話的就是韓愈。他上了《論捕賊行賞表》，請求憲宗對告發者、捕賊有功者予以重賞，以取信於天下。
宰相武元衡被藩鎮殺害之事，也從反麵刺激了唐憲宗堅決用兵鎮壓藩鎮的決心和勇氣。他不顧主和派的阻撓，於元和十年底任命大難不死的裴度為宰相，主持對淮西用兵，而韓愈也於元和十一年正月，遷升為中書舍人，更加接近權力中心。然而，主和派並沒有銷聲匿跡，他們對主戰派的誹謗與報複一刻也沒有停止，韓愈即成為他們的眼中釘，必須除之而後快。韓愈任中書舍人不到半年，即被改官為太子右庶子。韓愈為什麼被改官？據李翱《韓吏部行狀》說，是因為韓愈力主用武力討伐淮西，意見和裴度相合，“而宰相有不便之者……後竟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宰相有不便之者”，即指主和派宰相韋貫之。因韓愈是主戰派的中堅分子，對韋貫之行事當然多有“不便”；所謂“他事”，即是韋貫之將韓愈改官的借口。據《舊唐書》本傳載：“俄有不悅愈者，摭（揀起）其舊事，言愈前左降江陵椽曹（任江陵府法曹參軍），荊南節度使裴均館之頗厚（待他不錯）。均子鍔凡鄙（品行不好），近者鍔省父，愈為序餞鍔（寫序為裴鍔餞行），仍呼其字。此論喧於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就是說，韓愈在江陵府時，裴均待他不錯；裴均的兒子裴鍔人品不怎麼樣，而韓愈居然還盛情接待了他，言下之意是，韓愈的人品也值得懷疑。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韋貫之大權在握，韓愈被迫調任。
太子右庶子是東宮太子的屬官，按品秩說，比中書舍人還高，但卻是典型的閑散之職。韋貫之用這種明升暗降的手法，將韓愈調離權力中心，使其無法發揮主戰的作用，正見其狡獪和陰險。韓愈並非貪圖安逸之輩，正值國家多事之秋，為國出力之時，卻因力排眾議，堅決主戰又遭主和派的暗算，心情鬱憤而又無可奈何，隻好在投閑置散中度過了一年左右的無聊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