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是中國封建時代傑出的教育家。他那“招諸生立館下而誨之”的國子先生形象，永遠活在人們心中；他那“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的諄諄教誨，他那“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對“師”的準確定義，他那以“聞道”為唯一條件的擇師標準，以及“聖人無常師”，“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的師弟子關係，都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我國古代的教育思想。這種教育理論的創新，也大大削弱了師道尊嚴的封建性，突破了傳統教育的藩籬和壁壘。
韓愈一生四入國子監任學官，三為博士（教授），一為祭酒（相當於校長），在當時國家的最高學府裏為國家的教育事業貢獻自己的才智。他奮不顧流俗，抗顏為師，作《師說》，收弟子，宣傳自己的教育理念，實踐自己的教育思想。他對當時太學的招生辦學、教學方法和學校風氣的革新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中唐時期，國子監日趨敗落，入學人數銳減，學生成分混亂。按規定：國子館三品以上官員子弟入學，太學館五品以上官員子弟入學，四門館取一般官員子弟及庶民子弟中之才俊入學，而“工商凡冗”子弟是沒有資格進入中央學校的。但到中唐，公卿子孫恥遊太學，生源銳減，工商子弟也乘機混入。為改變這種局麵，振興太學，韓愈竭力主張擴大太學的招生範圍。在《請複國子監生徒狀》中，他不僅對“近日趨競，未複本源。至使公卿子孫，恥遊太學”的積弊深表不滿，而且提出了改革和整頓的具體意見：“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常參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門館亦量取無資蔭（門蔭）有才業人充；如有資蔭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新補人有冒蔭者，請牒送法司科罪。”即是說，太學館應讓八品以上官員子弟入學，四門館請特許長安五百裏以內“無資蔭有才業”的人入學；對有資格入學而不入學的官員子弟，則取消其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韓愈雖沒有完全擺脫封建等級觀念，但他敢於提出讓“無資蔭有才業”的人進入國家的四門學，降低太學學生入學的門檻，擴大生源，使更多中小地主階級的知識青年跨入太學，不能不說是他崇德重才教育思想的表現，在他認為是“有君無臣”的時代，對培養人才具有重要的意義。
對於教師隊伍，韓愈也力主整頓。他曾向吏部呈《國子監論新注（新甄選）學官牒》，指出學官中多有學既不博、藝亦不精者，導致“至今生徒不自勸勵（不努力學習）”，要求吏部此後“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者，不以比擬（不加選用）”，即凡不夠到太學任職的人一律不加聘用，而凡準備授予學官的人，國子監要另加“研試”考核，真正合格者才能上崗。
韓愈在任國子祭酒期間，努力改進教學方法，活躍學習氣氛。據李翱《韓吏部行狀》載：“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即聘請有德有才的儒生到太學來，讓他們每天會聚一起，自由講授自己的觀點，切磋學問，大大活躍了學術氣氛，“生徒奔走聞聽，皆相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
韓愈還大力矯正太學的不良風氣。《韓吏部行狀》載：“公入遷祭酒。有直講（相當於講師），能說禮（有學問）而陋容（長相不那麼酷）。學官多豪族子（官二代），擯之（摒棄、排斥他）不得共食（一起吃飯）。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看不起直講）。”韓愈召有才而無貌的直講來和自己一起吃飯本不是什麼大事，但卻是對“以貌取人”的不良風氣的否定。隻此一舉，風氣遂變。這是韓愈一貫重視才德思想的又一體現。
在“學官多豪族子”，學生多達官弟子的國家最高學府，韓愈敢於突破典章和舊例，做別人不敢做的事，大膽改革太學，努力實踐自己的教育理念，這既是他特立獨行人格的具體體現，也是他對中國教育事業的突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