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是中國封建時代傑出的教育家。他那“招諸生立館下而誨之”的國子先生形象,永遠活在人們心中;他那“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的諄諄教誨,他那“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對“師”的準確定義,他那以“聞道”為唯一條件的擇師標準,以及“聖人無常師”,“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的師弟子關係,都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我國古代的教育思想。這種教育理論的創新,也大大削弱了師道尊嚴的封建性,突破了傳統教育的藩籬和壁壘。
韓愈一生四入國子監任學官,三為博士(教授),一為祭酒(相當於校長),在當時國家的最高學府裏為國家的教育事業貢獻自己的才智。他奮不顧流俗,抗顏為師,作《師說》,收弟子,宣傳自己的教育理念,實踐自己的教育思想。他對當時太學的招生辦學、教學方法和學校風氣的革新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中唐時期,國子監日趨敗落,入學人數銳減,學生成分混亂。按規定:國子館三品以上官員子弟入學,太學館五品以上官員子弟入學,四門館取一般官員子弟及庶民子弟中之才俊入學,而“工商凡冗”子弟是沒有資格進入中央學校的。但到中唐,公卿子孫恥遊太學,生源銳減,工商子弟也乘機混入。為改變這種局麵,振興太學,韓愈竭力主張擴大太學的招生範圍。在《請複國子監生徒狀》中,他不僅對“近日趨競,未複本源。至使公卿子孫,恥遊太學”的積弊深表不滿,而且提出了改革和整頓的具體意見:“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常參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門館亦量取無資蔭(門蔭)有才業人充;如有資蔭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新補人有冒蔭者,請牒送法司科罪。”即是說,太學館應讓八品以上官員子弟入學,四門館請特許長安五百裏以內“無資蔭有才業”的人入學;對有資格入學而不入學的官員子弟,則取消其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韓愈雖沒有完全擺脫封建等級觀念,但他敢於提出讓“無資蔭有才業”的人進入國家的四門學,降低太學學生入學的門檻,擴大生源,使更多中小地主階級的知識青年跨入太學,不能不說是他崇德重才教育思想的表現,在他認為是“有君無臣”的時代,對培養人才具有重要的意義。
對於教師隊伍,韓愈也力主整頓。他曾向吏部呈《國子監論新注(新甄選)學官牒》,指出學官中多有學既不博、藝亦不精者,導致“至今生徒不自勸勵(不努力學習)”,要求吏部此後“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者,不以比擬(不加選用)”,即凡不夠到太學任職的人一律不加聘用,而凡準備授予學官的人,國子監要另加“研試”考核,真正合格者才能上崗。
韓愈在任國子祭酒期間,努力改進教學方法,活躍學習氣氛。據李翱《韓吏部行狀》載:“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即聘請有德有才的儒生到太學來,讓他們每天會聚一起,自由講授自己的觀點,切磋學問,大大活躍了學術氣氛,“生徒奔走聞聽,皆相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
韓愈還大力矯正太學的不良風氣。《韓吏部行狀》載:“公入遷祭酒。有直講(相當於講師),能說禮(有學問)而陋容(長相不那麼酷)。學官多豪族子(官二代),擯之(摒棄、排斥他)不得共食(一起吃飯)。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看不起直講)。”韓愈召有才而無貌的直講來和自己一起吃飯本不是什麼大事,但卻是對“以貌取人”的不良風氣的否定。隻此一舉,風氣遂變。這是韓愈一貫重視才德思想的又一體現。
在“學官多豪族子”,學生多達官弟子的國家最高學府,韓愈敢於突破典章和舊例,做別人不敢做的事,大膽改革太學,努力實踐自己的教育理念,這既是他特立獨行人格的具體體現,也是他對中國教育事業的突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