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貶永州，是柳宗元在政治上遭受到的最沉重的打擊，是其人生道路的一大轉折，也是其創作道路上的一個根本變化。由於遠離了政治鬥爭，“司馬”又是一個無公可辦的“閑員”，這在客觀上為他致力於文學創作提供了可能。韓愈在《柳子厚墓誌銘》一文中說：“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泛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新唐書·柳宗元傳》也說：“既竄斥，地又荒癘，故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遇，一寓諸文。”柳宗元自己在講到其創作經曆時也說：“宗元自小學為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與楊京兆憑書》）
永州十年，是柳宗元政治上的低穀，但同時，也是其文學創作成就最為輝煌的時期。這一時期，他的政論、寓言、騷體文賦等都成就卓著，而最為人們樂道的，當屬他的山水遊記。
自然界是人類生活的環境，人與自然山水的關係從來就密不可分。我國的山水散文，可以上溯到《尚書·禹貢》、《史記·河渠書》和《漢書·溝洫誌》等，但其多記興修水利之事，且質木無文，算不得真正的山水散文。東漢馬第伯的《封禪儀記》、晉宋貴族文人的放情山水文字，如廬山諸道人的《遊石門詩序》、陶淵明的《遊斜川詩序》、謝靈運的《遊名山誌》、鮑照的《登大雷岸與妹書》等，都不乏精彩的景物描寫，是精美的山水散文，但多不是專記自己的遊曆，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遊記。北朝酈道元不愧為描繪自然山水的高手，但其《水經注》一書，主要還是一部地理誌，文中對山水的描寫仍處於附庸地位，其用意仍在圖寫山川，並不在於記個人之遊，亦隻可看作是山水遊記一體之濫觴。至唐代元結，其被貶道州之後所寫《右溪記》，可視為專事記遊之作。但元結此類作品數量極少，成就有限，影響不大，可視為柳宗元山水遊記之先聲。真正繼承和發展山水散文的優良傳統，真正把自然山水作為文學作品描繪和欣賞的主要對象，把山水之美和個人的主觀之情融為一體，記個人之遊樂，表達個人對自然美的切身感受，開創出具有獨立意義的山水遊記一體的，是始於柳宗元。
柳宗元的山水遊記約有20篇左右，大部分寫於永州。其中最為人們稱道的是其“永州八記”（《始得西山宴遊記》《鈷鉧潭記》《鈷鉧潭西小丘記》《至小丘西小石潭記》《袁家渴記》《石渠記》《石澗記》《小石城山記》）和《遊黃溪記》。
永州雖極為荒僻，但佳山麗水，觸處皆是；柳宗元雖是官吏，但有的是閑暇時間。柳宗元在其《始得西山宴遊記》中，曾對其尋幽探勝的生活有過具體描述：“自餘為僇人（罪人），居是州，恒惴栗（憂懼不安）。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回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趨。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這種自然山水和生活條件，對柳宗元寫山水遊記真可謂得天獨厚。無怪乎明人茅坤說，柳宗元“與山水兩相遭，非子厚之困日久，不能以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且幽，亦無以發子厚之文”（《唐宋八大家文鈔·柳柳州文鈔》卷七）。永州之絕妙山水和柳宗元之“堙厄感鬱”是成就柳宗元山水遊記不可或缺的條件。
柳宗元在其《愚溪詩序》中說：“餘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可見，他“自肆於山水間”，寫遊記，主要目的是“自慰”。一方麵他希望在美好的大自然中解脫自己的孤寂、抑鬱和苦悶，以求“暫得一笑”之樂；另一方麵，也用誘人的自然山水之美反襯現實社會之汙濁黑暗，曲折表達對美好人生理想的追求和對醜惡現實的否定，於貌似曠達之中，抒發憤世嫉俗之情，所以金聖歎讚其文“筆筆眼前小景，筆筆天外奇情”（《古文評注補正》卷三）。
當然，柳宗元的遊記被世人讚譽、傳誦的主要原因，還在於他卓越的藝術獨創性。他能用自己“漱滌萬物，牢籠百態”的神來之筆，精確地描繪出各處山水景物中最為奇妙動人之處，遠近結合，動靜結合，虛實結合，加之比喻、擬人等手法，不但藝術地再現了山水的自然美，展現其活躍的生命力，而且使山水景物性格化。他筆下的山水已不是純客觀的自然存在。他處處以山水自喻，山水的情態，山水的遭遇，都隱然可以看到作者自己的影子。愚溪的清瑩秀沏而無利於世，西山之高大特出，“不與培（pǒu）（lǒu）為類”，小丘之景色獨絕而被棄，小石城山之“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都處處透露出柳宗元個人的思想、性格、人品及遭際。
柳宗元以其縝密的構思和優美而不華靡的語言，為人們留下了不可多得的遊記精品。這些佳作，像一幅幅色彩絢麗的風景畫，像一首首深情動人的抒情詩，極富詩情畫意，為後世遊記文學的發展樹立了典範，後人稱其為“遊記之祖”，不為虛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