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節 自肆山水撰妙文(1 / 1)

被貶永州,是柳宗元在政治上遭受到的最沉重的打擊,是其人生道路的一大轉折,也是其創作道路上的一個根本變化。由於遠離了政治鬥爭,“司馬”又是一個無公可辦的“閑員”,這在客觀上為他致力於文學創作提供了可能。韓愈在《柳子厚墓誌銘》一文中說:“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泛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新唐書·柳宗元傳》也說:“既竄斥,地又荒癘,故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遇,一寓諸文。”柳宗元自己在講到其創作經曆時也說:“宗元自小學為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與楊京兆憑書》)

永州十年,是柳宗元政治上的低穀,但同時,也是其文學創作成就最為輝煌的時期。這一時期,他的政論、寓言、騷體文賦等都成就卓著,而最為人們樂道的,當屬他的山水遊記。

自然界是人類生活的環境,人與自然山水的關係從來就密不可分。我國的山水散文,可以上溯到《尚書·禹貢》、《史記·河渠書》和《漢書·溝洫誌》等,但其多記興修水利之事,且質木無文,算不得真正的山水散文。東漢馬第伯的《封禪儀記》、晉宋貴族文人的放情山水文字,如廬山諸道人的《遊石門詩序》、陶淵明的《遊斜川詩序》、謝靈運的《遊名山誌》、鮑照的《登大雷岸與妹書》等,都不乏精彩的景物描寫,是精美的山水散文,但多不是專記自己的遊曆,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遊記。北朝酈道元不愧為描繪自然山水的高手,但其《水經注》一書,主要還是一部地理誌,文中對山水的描寫仍處於附庸地位,其用意仍在圖寫山川,並不在於記個人之遊,亦隻可看作是山水遊記一體之濫觴。至唐代元結,其被貶道州之後所寫《右溪記》,可視為專事記遊之作。但元結此類作品數量極少,成就有限,影響不大,可視為柳宗元山水遊記之先聲。真正繼承和發展山水散文的優良傳統,真正把自然山水作為文學作品描繪和欣賞的主要對象,把山水之美和個人的主觀之情融為一體,記個人之遊樂,表達個人對自然美的切身感受,開創出具有獨立意義的山水遊記一體的,是始於柳宗元。

柳宗元的山水遊記約有20篇左右,大部分寫於永州。其中最為人們稱道的是其“永州八記”(《始得西山宴遊記》《鈷鉧潭記》《鈷鉧潭西小丘記》《至小丘西小石潭記》《袁家渴記》《石渠記》《石澗記》《小石城山記》)和《遊黃溪記》。

永州雖極為荒僻,但佳山麗水,觸處皆是;柳宗元雖是官吏,但有的是閑暇時間。柳宗元在其《始得西山宴遊記》中,曾對其尋幽探勝的生活有過具體描述:“自餘為僇人(罪人),居是州,恒惴栗(憂懼不安)。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回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趨。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這種自然山水和生活條件,對柳宗元寫山水遊記真可謂得天獨厚。無怪乎明人茅坤說,柳宗元“與山水兩相遭,非子厚之困日久,不能以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且幽,亦無以發子厚之文”(《唐宋八大家文鈔·柳柳州文鈔》卷七)。永州之絕妙山水和柳宗元之“堙厄感鬱”是成就柳宗元山水遊記不可或缺的條件。

柳宗元在其《愚溪詩序》中說:“餘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可見,他“自肆於山水間”,寫遊記,主要目的是“自慰”。一方麵他希望在美好的大自然中解脫自己的孤寂、抑鬱和苦悶,以求“暫得一笑”之樂;另一方麵,也用誘人的自然山水之美反襯現實社會之汙濁黑暗,曲折表達對美好人生理想的追求和對醜惡現實的否定,於貌似曠達之中,抒發憤世嫉俗之情,所以金聖歎讚其文“筆筆眼前小景,筆筆天外奇情”(《古文評注補正》卷三)。

當然,柳宗元的遊記被世人讚譽、傳誦的主要原因,還在於他卓越的藝術獨創性。他能用自己“漱滌萬物,牢籠百態”的神來之筆,精確地描繪出各處山水景物中最為奇妙動人之處,遠近結合,動靜結合,虛實結合,加之比喻、擬人等手法,不但藝術地再現了山水的自然美,展現其活躍的生命力,而且使山水景物性格化。他筆下的山水已不是純客觀的自然存在。他處處以山水自喻,山水的情態,山水的遭遇,都隱然可以看到作者自己的影子。愚溪的清瑩秀沏而無利於世,西山之高大特出,“不與培(pǒu)(lǒu)為類”,小丘之景色獨絕而被棄,小石城山之“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都處處透露出柳宗元個人的思想、性格、人品及遭際。

柳宗元以其縝密的構思和優美而不華靡的語言,為人們留下了不可多得的遊記精品。這些佳作,像一幅幅色彩絢麗的風景畫,像一首首深情動人的抒情詩,極富詩情畫意,為後世遊記文學的發展樹立了典範,後人稱其為“遊記之祖”,不為虛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