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論》是柳宗元最重要的一篇政論文，寫於被貶永州期間。
何為“封建”？封建，是我國曆史上一種政治體製，即“封侯建土”的政治體製。商、周時期，實行“封國土，建諸侯”的分封製。這一製度直接導致了春秋戰國時代的分裂和動亂。秦滅六國，統一中國後，廢除了“封建”製，設立了“郡縣”製，但秦又因暴虐而迅速亡國，所以在秦亡之後，關於封建製和郡縣製孰優孰劣的爭論，一直持續到中唐時期。
在郡縣製已經牢固樹立起來之後，各代封建王朝都或多或少地保存了封建製的殘餘，漢代如此，唐代也不例外。如唐初，蕭瑀和顏師古等人就提出了分封的問題，雖遭魏徵、李百藥等人反對，但為了維護某些貴族的特權，唐太宗還是采納了這一辦法，分封了二十一位王子和十四位大臣為世襲的都督和刺史。這雖是相當淡化了的分封製，但卻為藩鎮割據留下了禍患。安史之亂本身就是藩鎮割據勢力惡性膨脹的結果，但唐玄宗仍試圖用分封諸王的辦法來挽救危局，結果引起皇室爭權的武裝衝突，險些造成朝廷內部的分裂。唐代宗平定安史之亂後，姑息安、史降將，又形成了“河北三鎮”和淮西為代表的藩鎮割據局麵。他們又在大搞獨立王國，搞父子相傳的世襲製。與這種藩鎮割據政治局麵相呼應的是分封製的謬論又開始抬頭，替封建割據勢力張目。那些企圖通過分封的辦法來達到王朝長治久安的人是迂腐的，不達時變的，而那些藩鎮們則利用此理論來證明自己搞分裂割據的合理性。在這種情勢下，重新討論分封製和郡縣製的優劣，就不僅僅是個理論問題，而首先是個關係到國家統一還是分裂的重大政治問題。柳宗元雖遠離了政治中心，但出於一位傑出政治家的社會責任，他還是積極參與了這一場極具現實意義的論爭，寫下了這篇傑作。
文章首先描述了人類從原始社會進入文明社會的發展曆史，指出曆史是不斷前進和演化的。原始社會並非“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也非“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人類在維護生存的鬥爭中逐步走向文明，起決定作用的既不是“天命”，也不是“聖人”，而是客觀形勢發展的必然。商、周實行“封建”製，“非聖人意也，勢也”。而同樣，秦統一天下，實行郡縣製，也是“勢也”，並非某些個人意誌的產物；秦之所以速亡，“咎在人怨，非郡邑之製失也”。即是說秦亡在於統治者失政，而非郡縣製的過失。他認為：周代“失在於製，不在於政”，而秦“失在於政，不在於製”。
接著，文章又以大量的篇幅，抓住“公”與“私”這個焦點問題，以無可辯駁的事實來總結政體變化的曆史經驗。曆來讚揚封建製、反對郡縣製的人有一個重要的口實，就是把“封建製”美化成“天下為公”的製度，而攻擊“郡縣製”為“家天下”，進而把郡縣製度下所產生的一切弊端都歸之於這一製度的本身。柳宗元用具體史實論證了殷、周之不革除封建製，是出於“不得已”，而秦朝革除封建製，實行郡縣製，同樣是出於“不得已”。他尖銳地指出：“（殷周）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製，公之大者，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柳宗元分析了周、秦、漢、唐四個主要曆史朝代的情況，深刻地指出了“政”與“製”是兩個不同的範疇，各個朝代政治上的得失和製度本身的優劣並非一回事，雄辯地論證了郡縣製的巨大優越性，肯定了郡縣製取代封建製是曆史之必然，任何人也無力改變這一曆史發展的大趨勢。這就有力地捍衛了郡縣製的合理性，批駁了鼓吹封建製的種種謬論，給中唐的割據勢力和為割據勢力張目者以沉重的打擊，表現了柳宗元反對分裂割據，維護中央集權的政治態度，具有極大的進步性和現實意義。
柳宗元的《封建論》是曆史上關於分封製和郡縣製問題長期爭論的一個理論總結。宋代蘇軾評此文說：“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柳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複起，不能易也。”（《東坡誌林》卷五《秦廢封建》）清人孫琮評此文曰：“識透古今，眼空百世。”（《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評語卷二）這是對柳宗元傑出理論貢獻的高度評價。曆史和現實一再證明：分裂割據是倒退的，沒有前途的，是違背曆史發展規律和人民意願的。柳宗元的觀點至今仍具有鮮活的生命力。我們從中也可更深刻地感受到他作為思想家的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