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被貶永州，棄置如囚徒，然其文名卻越來越大，前來向他請教的人也越來越多。韓愈在《柳子厚墓誌銘》中說：“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辭者，悉有法度可觀。”可見，他在永州是一位弟子滿門的人物，隻要是經他指點過的士子，文章都寫得像模像樣。其實，柳宗元不隻是在永州如此，早在長安時期，他已是名副其實的老師了。他在《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中說：“仆避師名久矣。往在京都，後學之士到仆門，日或數十人，仆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惎（jì，啟發，教導）之。”但柳子厚卻一再表示“避師名”，即不要為師之名，這又是為什麼呢？
元和八年（813），潭州刺史韋彪之子韋中立，經韓愈介紹，寫信給柳宗元請求拜他為師。為此，柳宗元寫下了他的名作《答韋中立論師道書》，闡述了自己對師道的看法。文章開頭即謙稱自己道、業不足，不敢為人師：“仆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仆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眾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接著即以韓愈為例，猛烈抨擊當時“不聞有師”的社會陋習：“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世風日下，士子恥於從師，世人以師為狂。柳宗元接著說，蜀犬吠日，越犬吠雪，少見多怪。“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乎？”我“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所以自己不願幹這種“獨為（眾）所不為”之事，而自己的態度是“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就是說，可行為師之實，不取為師之名，以免“銜怪於眾目，以招鬧取怒。”
這封信清楚地表明，柳宗元之所以力避師名，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不足為”：謙稱自己“道不篤，業甚淺近……未見可師者”，故“不敢自謂有可師於人者耳”（《答嚴原輿秀才論為師道書》）；二是“懼而不為”，他在《師友箴》中已說過：“今之世，為人師者眾笑之，舉世不師”，在本文中又以韓愈的為師遭遇來強調這一點，再加上自己被貶黜的特殊處境，被攻擊誣陷已經無所不至，獨欠為師，如若再為人師，勢必更加“招鬧取怒”。關於這個問題，他在《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中說得更明白：“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為不足也，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為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為，二也。”在《答嚴厚輿秀才論為師道書》中還曾說：“仆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為人師。”講他不能像韓愈那樣抗顏為師的理由，其實說“才能”不如韓愈，自然是謙辭，韓愈雖自視甚高，但在文墨之事方麵，對柳宗元還是十分推崇的；說“勇敢”不如韓退之，倒是實話實說。韓愈鋒芒畢露，敢為眾人所不為，故能“到人所不到”“道人所不道”，而柳宗元雖然年輕時“勇於敢為”“率常屈其座人”，但政治上受挫後，懼罪內斂，做人相當低調。
那麼柳宗元對為師的態度究竟如何呢？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取其實而去其名”。他在《答嚴厚輿秀才論為師道書》中說：“仆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實也。實不可一日忘……若乃名者，方為薄世笑罵。仆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為，外不足當眾口”，“仆之所拒，拒為師弟子名，而不敢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嚐瞋目閉口耶？”柳宗元在為師問題上所取之“實”，就是“言道”“講古”“窮文辭”，他所憂慮的就是自己在這些方麵的修養還不夠；他所要“去”的，就是為師之名。若有後學者來“言道講古窮文辭”，他從未怒目而視，閉口不談，而是諄諄教誨。
韓愈生性豪放，不避誅死，特立獨行，又多次在太學任教授和校長，本身就是老師，故他抗顏為師，力倡師道；柳宗元由於特殊的遭遇和地位，行師之實而避師之名，這種但教弟子不為師的做法也應當說是相當明智的。韓柳在“為師”、反世俗方麵本質上是大體相同的，但具體的表現方式有差異。韓柳齊名，又是摯友，但二人並不等同，韓愈是韓愈，柳宗元是柳宗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