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被貶永州,棄置如囚徒,然其文名卻越來越大,前來向他請教的人也越來越多。韓愈在《柳子厚墓誌銘》中說:“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辭者,悉有法度可觀。”可見,他在永州是一位弟子滿門的人物,隻要是經他指點過的士子,文章都寫得像模像樣。其實,柳宗元不隻是在永州如此,早在長安時期,他已是名副其實的老師了。他在《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中說:“仆避師名久矣。往在京都,後學之士到仆門,日或數十人,仆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惎(jì,啟發,教導)之。”但柳子厚卻一再表示“避師名”,即不要為師之名,這又是為什麼呢?
元和八年(813),潭州刺史韋彪之子韋中立,經韓愈介紹,寫信給柳宗元請求拜他為師。為此,柳宗元寫下了他的名作《答韋中立論師道書》,闡述了自己對師道的看法。文章開頭即謙稱自己道、業不足,不敢為人師:“仆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仆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眾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接著即以韓愈為例,猛烈抨擊當時“不聞有師”的社會陋習:“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世風日下,士子恥於從師,世人以師為狂。柳宗元接著說,蜀犬吠日,越犬吠雪,少見多怪。“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乎?”我“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所以自己不願幹這種“獨為(眾)所不為”之事,而自己的態度是“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就是說,可行為師之實,不取為師之名,以免“銜怪於眾目,以招鬧取怒。”
這封信清楚地表明,柳宗元之所以力避師名,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不足為”:謙稱自己“道不篤,業甚淺近……未見可師者”,故“不敢自謂有可師於人者耳”(《答嚴原輿秀才論為師道書》);二是“懼而不為”,他在《師友箴》中已說過:“今之世,為人師者眾笑之,舉世不師”,在本文中又以韓愈的為師遭遇來強調這一點,再加上自己被貶黜的特殊處境,被攻擊誣陷已經無所不至,獨欠為師,如若再為人師,勢必更加“招鬧取怒”。關於這個問題,他在《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中說得更明白:“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為不足也,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為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為,二也。”在《答嚴厚輿秀才論為師道書》中還曾說:“仆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為人師。”講他不能像韓愈那樣抗顏為師的理由,其實說“才能”不如韓愈,自然是謙辭,韓愈雖自視甚高,但在文墨之事方麵,對柳宗元還是十分推崇的;說“勇敢”不如韓退之,倒是實話實說。韓愈鋒芒畢露,敢為眾人所不為,故能“到人所不到”“道人所不道”,而柳宗元雖然年輕時“勇於敢為”“率常屈其座人”,但政治上受挫後,懼罪內斂,做人相當低調。
那麼柳宗元對為師的態度究竟如何呢?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取其實而去其名”。他在《答嚴厚輿秀才論為師道書》中說:“仆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實也。實不可一日忘……若乃名者,方為薄世笑罵。仆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為,外不足當眾口”,“仆之所拒,拒為師弟子名,而不敢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嚐瞋目閉口耶?”柳宗元在為師問題上所取之“實”,就是“言道”“講古”“窮文辭”,他所憂慮的就是自己在這些方麵的修養還不夠;他所要“去”的,就是為師之名。若有後學者來“言道講古窮文辭”,他從未怒目而視,閉口不談,而是諄諄教誨。
韓愈生性豪放,不避誅死,特立獨行,又多次在太學任教授和校長,本身就是老師,故他抗顏為師,力倡師道;柳宗元由於特殊的遭遇和地位,行師之實而避師之名,這種但教弟子不為師的做法也應當說是相當明智的。韓柳在“為師”、反世俗方麵本質上是大體相同的,但具體的表現方式有差異。韓柳齊名,又是摯友,但二人並不等同,韓愈是韓愈,柳宗元是柳宗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