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國曆史上一位有雄才大略的明君，有“千古一帝”之譽。貞觀六年（632），唐太宗“錄大辟（死罪）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即將三百多名死囚犯放回家，約定日期讓他們自己回來就刑。三百多死囚犯皆如期歸來，唐太宗全部赦免了他們。此事一直被傳為唐太宗的一段佳話。而歐陽修對此卻持不同看法，遂寫《縱囚論》一文，對唐太宗此舉嚴加批評。
《縱囚論》從三個方麵來予以批評。首先，從理論上講，此事是不近人情的。歐陽修認為：“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就是說，死囚犯都是小人中的最惡劣者。而要做到視死如歸，那是“君子之尤難者”。死囚們都如期自歸以就死，“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其次，文章批駁了所謂“感化論”，文章假托有人說，死囚犯們是受到了皇帝恩德的感化而變成了君子，故能如約自歸。對此，歐陽修尖銳地指出：“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詐偽）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複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就是說，如果太宗已料到這些人必定都會回來而放他們，那是太宗以詐偽之情對囚徒；如果死囚們知道太宗必然會赦免他們而按期歸來，那是死囚們以詐偽之心對皇上。這實際上隻不過是皇帝和死囚犯合演的一出戲，是“上下交相賊而成此名”，並非什麼為恩德所感化。歐陽修還進一步詰問：如果不是上下詐偽作秀鬧名聲的話，那麼，“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施德六年都未能使小人們不犯死罪，而一日之恩就可做到嗎？所以此說也是不通情理之論。最後，文章又從法律的角度加以批評：“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就是說，如果出於統治者的某種需求，這種做法也隻可偶爾為之，萬不可做“天下之常法”加以提倡。文章最後得出結論：“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幹譽。”言下之意十分明白：唐太宗做此事並未學堯舜三王“本於人情”，而是標新立異以為高明，違背人情而獲取聲譽。
《縱囚論》可以說是一篇推翻曆史成案的文字，把曆來關於唐太宗的一段佳話徹底推翻，還其違背人情、違背事理、違背法律、有意作秀而取譽的真實麵貌，其立意是新穎的，批駁是透徹的，而其將批判的矛頭指向曆來公認的明君，也是非常大膽的，其見識和勇氣更是值得稱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