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仲淹提出的改革新政，多數被宋仁宗采納，從慶曆三年（1043）十月到慶曆四年五月，先後以詔書形式頒布全國。新政的某些條款直接觸犯了保守派官僚們的政治特權，他們對新政及推行新政的人恨之入骨，不擇手段地進行反撲。如因革新派反對而被免去樞密使的夏竦，就讓他的女奴模仿石介的筆記，偽造了關於廢立皇帝的草詔，誣陷石介是代富弼起草的，並到處宣揚此事，必欲置革新派於死地。六月，範仲淹出任陝西、河東宣撫使，抵禦西夏；八月，富弼出任河北宣撫使。此時，保守派的反撲更加猖狂。正在此時，一個偶然事件給革新派帶來了無可挽回的災難。
蘇舜欽（1008—1048）字子美，是歐陽修誌同道合的朋友，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重要作家，也是慶曆新政的支持者。他當時的官職是監進奏院，進奏院是唐宋時期的官署，為各州鎮官員入京時之寓所，並掌章奏、詔令及各種文書的投遞、承轉等事。這個地方的一大特點就是廢紙多，所以曆來這裏的官員都曾用賣廢紙的錢請哥兒們吃一頓。蘇舜欽也按舊例用進奏院賣廢紙的錢召樂伎與賓朋宴飲。此雖小事一樁，但被保守派抓住大做文章。據《宋史·蘇舜欽傳》載：“舜欽娶宰相杜衍女。衍時與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有名人物），欲更張庶事，禦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為。會進奏院祀神，舜欽與右班殿值劉巽（xùn）輒用鬻（yù，賣）故紙錢，召樂伎，間多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等劾奏（上奏章彈劾），因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劾治。於是蘇舜欽與巽俱坐自盜除名。同時會者，皆知名士，因緣得罪逐出四方者十餘人。世以為過薄（太過分），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此事經王拱辰等陰謀炒作，不但蘇舜欽以“自盜”罪被削職為民，而且劉巽及同飲者尹洙、刁約、王益柔、宋敏求等均受到懲罰。更為嚴重的是，王拱辰等人“其意不在子美”（歐陽修《蘇氏文集序》），而在於動搖杜衍、範仲淹等。我們知道，蘇舜欽是宰相杜衍的姑爺，而蘇舜欽入京任職又是範仲淹舉薦的。現在蘇舜欽出了這等事情，杜衍和範仲淹都處於十分被動的地位。慶曆五年二月，杜衍罷去宰相，範仲淹被罷免，富弼、韓琦等也都受牽連而被貶黜。有聲有色的慶曆新政前後僅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因保守派的反撲而告失敗。
當時歐陽修在河北轉運使任上，知杜衍罷相，已感失助，曾上書《自劾乞罷轉運使》。接著是範仲淹、韓琦、富弼等新政的核心人物相繼被貶，歐陽修懷著難以抑製的憤慨，寫下了《論杜衍範仲淹等罷政事狀》（一作《上皇帝辨杜韓範富書》），替他們大鳴不平。奏章開頭即雲：“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群邪切齒之禍，敢幹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範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罪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臣，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表明自己之所以犯顏直諫，是因為此四人是仁宗“素所委任之臣”，無罪而被小人誣以“朋黨”和“專權”。接著寫道：“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陛下“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為陛下惜之也。”“願陛下拒絕群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最後又寫道：“今群邪進讒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緘（jiān，不說話）言而避罪！”此文置個人安危於不顧，放肆直言，為忠臣辯誣，斥小人進讒，勸仁宗皇帝棄奸用忠。在慶曆新政失敗已成定局之時，歐陽修仍竭盡全力，以期挽狂瀾於既倒。這樣，歐陽修很快就成了保守派的眾矢之的，成為他們攻擊的主要目標。不久，他被貶官滁州，其根本原因恐怕就在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