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仲淹提出的改革新政,多數被宋仁宗采納,從慶曆三年(1043)十月到慶曆四年五月,先後以詔書形式頒布全國。新政的某些條款直接觸犯了保守派官僚們的政治特權,他們對新政及推行新政的人恨之入骨,不擇手段地進行反撲。如因革新派反對而被免去樞密使的夏竦,就讓他的女奴模仿石介的筆記,偽造了關於廢立皇帝的草詔,誣陷石介是代富弼起草的,並到處宣揚此事,必欲置革新派於死地。六月,範仲淹出任陝西、河東宣撫使,抵禦西夏;八月,富弼出任河北宣撫使。此時,保守派的反撲更加猖狂。正在此時,一個偶然事件給革新派帶來了無可挽回的災難。
蘇舜欽(1008—1048)字子美,是歐陽修誌同道合的朋友,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重要作家,也是慶曆新政的支持者。他當時的官職是監進奏院,進奏院是唐宋時期的官署,為各州鎮官員入京時之寓所,並掌章奏、詔令及各種文書的投遞、承轉等事。這個地方的一大特點就是廢紙多,所以曆來這裏的官員都曾用賣廢紙的錢請哥兒們吃一頓。蘇舜欽也按舊例用進奏院賣廢紙的錢召樂伎與賓朋宴飲。此雖小事一樁,但被保守派抓住大做文章。據《宋史·蘇舜欽傳》載:“舜欽娶宰相杜衍女。衍時與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有名人物),欲更張庶事,禦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為。會進奏院祀神,舜欽與右班殿值劉巽(xùn)輒用鬻(yù,賣)故紙錢,召樂伎,間多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等劾奏(上奏章彈劾),因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劾治。於是蘇舜欽與巽俱坐自盜除名。同時會者,皆知名士,因緣得罪逐出四方者十餘人。世以為過薄(太過分),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此事經王拱辰等陰謀炒作,不但蘇舜欽以“自盜”罪被削職為民,而且劉巽及同飲者尹洙、刁約、王益柔、宋敏求等均受到懲罰。更為嚴重的是,王拱辰等人“其意不在子美”(歐陽修《蘇氏文集序》),而在於動搖杜衍、範仲淹等。我們知道,蘇舜欽是宰相杜衍的姑爺,而蘇舜欽入京任職又是範仲淹舉薦的。現在蘇舜欽出了這等事情,杜衍和範仲淹都處於十分被動的地位。慶曆五年二月,杜衍罷去宰相,範仲淹被罷免,富弼、韓琦等也都受牽連而被貶黜。有聲有色的慶曆新政前後僅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因保守派的反撲而告失敗。
當時歐陽修在河北轉運使任上,知杜衍罷相,已感失助,曾上書《自劾乞罷轉運使》。接著是範仲淹、韓琦、富弼等新政的核心人物相繼被貶,歐陽修懷著難以抑製的憤慨,寫下了《論杜衍範仲淹等罷政事狀》(一作《上皇帝辨杜韓範富書》),替他們大鳴不平。奏章開頭即雲:“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群邪切齒之禍,敢幹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範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罪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臣,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表明自己之所以犯顏直諫,是因為此四人是仁宗“素所委任之臣”,無罪而被小人誣以“朋黨”和“專權”。接著寫道:“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陛下“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為陛下惜之也。”“願陛下拒絕群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最後又寫道:“今群邪進讒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緘(jiān,不說話)言而避罪!”此文置個人安危於不顧,放肆直言,為忠臣辯誣,斥小人進讒,勸仁宗皇帝棄奸用忠。在慶曆新政失敗已成定局之時,歐陽修仍竭盡全力,以期挽狂瀾於既倒。這樣,歐陽修很快就成了保守派的眾矢之的,成為他們攻擊的主要目標。不久,他被貶官滁州,其根本原因恐怕就在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