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也是曆史上有名的害河，經常決口泛濫，給人們的生命財產帶來巨大的危害。
宋仁宗慶曆八年（1048），黃河在澶州商胡（今河南省濮陽市東北）決口，黃河改道向北流去，經大名府、恩州、冀州、深州，後與禦河彙合入海。當時年荒民困，國家財力吃緊，未能及時堵住決口。到皇祐三年（1051），黃河又於館陶（今山東省館陶縣）決口。皇祐四年才算勉強堵上了決口，但河水仍然流勢不暢。黃河水患引起人們的極大注意。當時朝臣內部出現了兩種不同意見，有人主張讓黃河繼續北流，有人則主張堵塞商胡決口，恢複黃河故道，讓黃河水東流。
至和二年（1055），時任翰林侍讀學士、集賢殿修撰的歐陽修上《論修河第一狀》，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決反對“回大河於故道”。他首先批評了當年黃河決口於胡商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結果是“虛費民財，為國斂怨”。朝廷應以此“舉事輕脫”為鑒。然而，“今者又聞複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眾，開一千餘裏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認為這一舉措是十分錯誤的，並列舉了五大理由詳加論證。此疏最後，又十分懇切地寫道：“方今京東，赤地千裏，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拆屋，無複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此奏上去不久，歐陽修又寫下了《論修河第二狀》。當時關於修河問題，又有兩種意見：賈昌朝欲複故道，而河渠司的李仲昌則主張開六塔河。歐陽修“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謀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謬”。他認為：“今為故道可複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複之勢”；至於開六塔河減大河水勢，使複橫壟故道，歐陽修認為其“虛妄可知”。歐陽修具體分析了黃河淤積決口的原因和規律：“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質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複。”歐陽修又具體分析了京東、橫壟河道的具體情況，指出“京東故道，屢複屢決，理不可複，其驗甚明。”而開六塔河，“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並斷言：“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複。”六塔河“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水之實。”歐陽修兩次上奏，意見未被采納。
至和三年，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壟故道”。歐陽修認為這是國家大事，“中外之臣皆知不便（不可行），而未有肯為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他不但分析了大臣們不言的原因，而且又進一步分析了“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三種禍患）而為害無涯。”他又以自己出使契丹往返河北聽到的情況勸說仁宗：河北懂水利的人都認為開六塔河不可為，即使是河北受黃河水患的人們，也都希望朝廷應加強堤防的治理。最後，他建議朝廷，“速罷六塔之役”，並撤換李仲昌，選派得力大臣和河北地方官一同加強堤防，“併力修治”。他的建議仍未被采納。
歐陽修前後三次上奏章反對回河，言辭激切，但朝廷最終還是采用了河渠司李仲昌的主張，加緊堵塞商胡決口，開六塔河，以期使黃河複歸故道東行。嘉祐六年（1061），黃河又於商胡處決口，數州被害，多年勞民傷財的回河之舉徹底失敗。人們不得不佩服歐陽修有先見之明。
歐陽修雖非水利專家，但他從國家大局考慮，又較為了解黃河為害的具體情況，其所建議，在當時的情況下具有相當的合理性，表現了他作為一個政治家的卓見和為國為民的高度責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