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詞壇雖也孕育著改革，但由於種種原因，它卻未與北宋的詩文革新同步進行，其總體上仍承襲五代時花間詞和南唐詞之餘緒，仍襲用豔情、別情等舊有題材和傳統的小令行事，為滿足士大夫的歌舞宴享而創作，“詩莊詞媚”的觀念仍在主導詞的創作。且宋初詞壇，詞人多為高官。他們高官厚祿，生活優遊，加之最高統治者倡導享樂，舉國上下，到處燈紅酒暖，淺斟低唱，這樣的社會環境和風氣，是詞走上老路的最適宜土壤。而文人們的私生活也相當自由，在家有成群的姬妾歌伎，在外有官伎侑酒唱曲，這也為他們的豔詞創作提供了生活基礎。歐陽修生活在這樣的時代，其詞的創作，自然不能不受時代的濡（rú）染。
歐陽修的詞，《六一詞》和《醉翁琴趣外編》共存二百四十餘首。其內容除寫景、抒懷、詠史外，豔情也是主要內容之一。如其《南歌子》：“風髻金泥帶，龍紋玉掌梳。走來窗下笑相扶，愛道畫眉深淺入時無？弄筆偎人久，描花試手初。等閑妨了繡工夫。笑問：雙鴛鴦字怎生書？”盡管寫得真切、生動、但確涉豔情。王國維在其《人間詞話》中說：“馮正中《玉樓春》詞：‘芳菲次第長相續，自是情多無處足。尊前百計得春婦，莫為傷春眉黛促。’永叔一生專學此種。”說歐陽修“專學”馮延巳寫豔詞，未免言過其實，但他看到歐陽修寫了不少豔詞，則是事實。宋人陳振孫在其《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中說：歐詞“多有與《花間》《陽春》相混者，亦有鄙褻之語一二廁其中。”這既說明了歐詞與花間派和馮延巳詞之相近，又想為歐陽修開脫，稱其“鄙褻之語”為《花聞》《陽春》所混入。
宋初詞人私生活放浪，他們寫豔詞本是很自然的事，不足為怪。但若是柳永之類的浪子詞人，也就罷了；若遇到像晏殊、歐陽修、司馬光、蘇軾這樣的大人物和正人君子，那就有些麻煩了。有人就認為像這樣人品高尚的名臣是不會寫格調如此低下的詞的，一定是別人誣陷栽贓。對這樣的問題，宋人的辦法有二：一是刪。就是在給這些名人出詞集的時候，其子弟、門人們，認為這些詞有損於尊大人的光輝形象，故有意將其刪去；二是為其辯護，說明這些東西是出自他人之手。如晏幾道替其父晏殊辯護（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六），薑明叔為司馬光辯護（見楊慎《詞品》），胡仔為蘇軾辯護（見《苕溪漁隱叢話》），而羅泌（bì）、曾慥（zào）等為歐陽修辯護，都是顯例。
羅泌在《題六一詞序》中說，歐陽修“吟詠之餘，溢為歌詞，有《平山集》，盛傳於世。曾慥《雅詞》不盡收也，今定為一卷，其淺近者，前輩多謂劉煇（huī）偽作，故削之。”曾慥在其《樂府雅詞序》中也說：“歐公一代儒宗，風流自命，詞章窈窕，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豔曲，謬為公詞，今悉刪去。”蔡絛（tāo）在《西清詩話》中更肯定無疑地說：“歐詞之淺近者，多是劉煇偽作。”王灼在《碧雞漫誌》中稱：“歐陽永叔所集歌詞，自作者三之一耳。其間他人數章，群小因指為永叔，起曖昧之謗。”我們看，手法也全不出刪和辯護二門。
這裏王灼所說的“曖昧之謗”，或是指《曆代小史·錢氏私誌》中將歐陽修的豔詞和錢明逸誣其與外甥女有染的緋聞聯係在一起，以證明歐的豔詞是其亂倫的寫實。歐詞中竄入他人豔詞是可能的，無聊文人所起“曖昧之謗”也可能是真的，但歐陽修寫豔詞也是千真萬確的。
歐陽修的私生活本來就有其浪漫的一麵。他不僅擁有家妓，而且還常喜上友人家觀看歌妓表演：“欲向東家看舞姝（shū，美女）”便是他在《戲答聖俞》詩中的自白。而在官場和社會上，作為高官和名士的歐陽修更與歌妓們有著密切的往來。加上時代風氣的濡染，以及歐陽修隻把填詞當作遊戲小技而未如詩文一樣為嚴肅文體，故其有此類作品，反映其人生及情趣之另一個側麵，是不該大驚小怪的。
可見，人品和詞品是有聯係而又不等同的兩個東西。對一個人來說，並非此真彼一定假，而往往具有兩重性。歐陽修的人品令人稱讚，但同時也在詞中描摹歌妓的藝色之美，這矛盾著的兩方麵恰恰體現了他的精神世界的完整性。清人昭梿（lián）在其《嘯亭雜錄》中有曰：“近偶閱範文正公、真西山公、歐陽文忠公諸集，皆有贈妓之詩。數公皆所謂天下正人，理學名儒，然而不免於此。可知粉黛烏裙，固無妨於名教也。因偶題詩雲：‘希文公氣千秋在，歐九才名天下知。至竟二公集俱在，也皆有贈女郎詞。’”“粉黛”無妨“名教”，這頗有點辯證思維的說法告訴我們：即使是對歐陽修這樣的“忠臣義士”“文壇巨子”，也不必勞心費神去替其寫豔詞辯誣。
§§第四章 蘇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