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節 政事不如文章(1 / 1)

《宋史·本傳》說:“呂公著告神宗以鞏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呂公著的話大概是說對了一半。說曾鞏“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未必然;說曾鞏“政事不如文章”,則頗有道理。

曾鞏是歐陽修的得意門生。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學上都推崇歐陽修,追隨歐陽修,也近於歐陽修,但又不同於歐陽修。

曾鞏是一個具有正統儒家思想的學者,所以在為文的理論上,他明確主張先道而後文。在《答李(yán)書》中他指出:“大道之大歸非他,欲其得諸心,充諸身,擴而被之天下國家而已,非汲汲乎辭也。其所以不已乎辭者,非得已也。”他特別強調文章要重道,重視修身、齊家、治天下的作用,而不應過分重視文辭,適當講究文辭,那隻是“不得已”的事情。韓愈和歐陽修雖也說過重道的話,但他們都是重道而不輕文的;曾鞏雖也不排斥文,但比韓、歐更重視文章的明道作用。《宋史·本傳》稱他的文章多“本原六經”;寧瑞貍在《重刻曾南豐先生文集序》中稱其文“乃六經之羽翼”,很有道理。先道德而後辭章,是他一生為文之宗旨。

曾鞏中進士、做官較晚,但其文章寫得好,早已是天下共知了。“所為文,落紙輒為人傳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抄口誦,惟恐得之晚矣。”(曾肇《南豐先生行狀》)其文在當時受歡迎的情況,於此可見一斑。

曾鞏認為,“大賢者”之文,應該“明聖人之心於百代之下”。故其文多為“明道”之作,“皆因事而發”,“言古今治亂得失,是非成敗,人賢不肖,以致彌綸當世之務,斟酌損益”,涉及到曆史和現實生活的各個方麵,絕少空談。這些文章既是珍貴的文學作品,又往往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曾鞏的文章長於敘事,用極少的文字即能寫出複雜事情的始末梗概。如其名作《越州趙公救災記》,記熙寧八年越州知州趙抃(biàn)主持救災工作的始末,事件千頭萬緒,文章卻寫得層次分明,細密而有條理;《禿禿記》僅用五百餘字便將禿禿這個五歲小兒的悲慘經曆敘寫得有聲有色;《李白詩集後序》更是僅用短短的三百字便記敘了李白一生曲折坎坷的經曆。曾鞏的文章說理透徹,且極少枯燥的說教,多是通過敘述事實來闡明道理。如他的名作《墨池記》,表麵上是在記王右軍墨池,然其本意則在借事立論,提倡深造儒家道德,同時他強調了後天學習的重要。再如其《鵝湖院佛殿記》,名為記佛殿,實則借此來解釋佛教對國計民生有害無益。曾鞏的文章雖不刻意追求文采,但其語言樸實自然,文從字順,別是一家。曾鞏文章雖不及韓、柳、歐、蘇(軾)之汪洋恣肆,多姿多彩,但其委婉穩重,結構嚴謹,條理清晰,語言簡樸,便於初學。《宋史·本傳》稱:“曾鞏立言於歐陽修、王安石之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這“紆徐”“簡奧”,可以說是概括了曾鞏文章的主要風格特點。

曾鞏為文,力追韓、歐,也確有似韓、歐之處,但終不能超越韓、歐,而往往不及韓、歐。然其儒者之見,學者之風,又使其文力追韓、歐而不失自己的特色。曾鞏之文,之所以能在高手如林的唐宋兩代,躋身於“八大家”之列,即在於其有自己獨特之處。

當然,對於曾鞏入選唐宋八大家,曆代都有人持不同意見,如清代的袁枚就說過:“曾文平鈍,如大軒駢骨,連綴不得斷,實開南宋理學一門,安得與半山(王安石)、六一(歐陽修)較伯仲也?”(《書茅氏八家文選》)。曾鞏之文,成就的確比不上韓、柳、歐、蘇,也比不上王安石和蘇洵,這是事實;但在唐宋兩代,八大家之外的古文家中還真找不出能與曾鞏抗衡者。這也是事實。所以盡管曆來有人有意見,但都未能動搖曾鞏“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地位。

曾鞏之文不僅在當時名聲很大,而且也以其文必及道和文風嚴謹平正而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南宋的朱熹等理學家都十分推崇並有意模仿曾鞏之文;到清代的桐城派,更是深受曾文的影響,“曾文定公”的大名幾乎是無人不曉。

曾鞏一生為官二十餘年,在地方、在朝廷都做過一些有益之事,史稱有政績,但大多是曆代清官循吏之所作為,並無突出的政績而言。所以,他名聞後世的,不是他的政事,而是他的文學,尤其是他的散文。他以傑出的古文家名傳千古,而不以政治家名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