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本傳》說：“呂公著告神宗以鞏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呂公著的話大概是說對了一半。說曾鞏“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未必然；說曾鞏“政事不如文章”，則頗有道理。
曾鞏是歐陽修的得意門生。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學上都推崇歐陽修，追隨歐陽修，也近於歐陽修，但又不同於歐陽修。
曾鞏是一個具有正統儒家思想的學者，所以在為文的理論上，他明確主張先道而後文。在《答李（yán）書》中他指出：“大道之大歸非他，欲其得諸心，充諸身，擴而被之天下國家而已，非汲汲乎辭也。其所以不已乎辭者，非得已也。”他特別強調文章要重道，重視修身、齊家、治天下的作用，而不應過分重視文辭，適當講究文辭，那隻是“不得已”的事情。韓愈和歐陽修雖也說過重道的話，但他們都是重道而不輕文的；曾鞏雖也不排斥文，但比韓、歐更重視文章的明道作用。《宋史·本傳》稱他的文章多“本原六經”；寧瑞貍在《重刻曾南豐先生文集序》中稱其文“乃六經之羽翼”，很有道理。先道德而後辭章，是他一生為文之宗旨。
曾鞏中進士、做官較晚，但其文章寫得好，早已是天下共知了。“所為文，落紙輒為人傳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抄口誦，惟恐得之晚矣。”（曾肇《南豐先生行狀》）其文在當時受歡迎的情況，於此可見一斑。
曾鞏認為，“大賢者”之文，應該“明聖人之心於百代之下”。故其文多為“明道”之作，“皆因事而發”，“言古今治亂得失，是非成敗，人賢不肖，以致彌綸當世之務，斟酌損益”，涉及到曆史和現實生活的各個方麵，絕少空談。這些文章既是珍貴的文學作品，又往往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曾鞏的文章長於敘事，用極少的文字即能寫出複雜事情的始末梗概。如其名作《越州趙公救災記》，記熙寧八年越州知州趙抃（biàn）主持救災工作的始末，事件千頭萬緒，文章卻寫得層次分明，細密而有條理；《禿禿記》僅用五百餘字便將禿禿這個五歲小兒的悲慘經曆敘寫得有聲有色；《李白詩集後序》更是僅用短短的三百字便記敘了李白一生曲折坎坷的經曆。曾鞏的文章說理透徹，且極少枯燥的說教，多是通過敘述事實來闡明道理。如他的名作《墨池記》，表麵上是在記王右軍墨池，然其本意則在借事立論，提倡深造儒家道德，同時他強調了後天學習的重要。再如其《鵝湖院佛殿記》，名為記佛殿，實則借此來解釋佛教對國計民生有害無益。曾鞏的文章雖不刻意追求文采，但其語言樸實自然，文從字順，別是一家。曾鞏文章雖不及韓、柳、歐、蘇（軾）之汪洋恣肆，多姿多彩，但其委婉穩重，結構嚴謹，條理清晰，語言簡樸，便於初學。《宋史·本傳》稱：“曾鞏立言於歐陽修、王安石之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這“紆徐”“簡奧”，可以說是概括了曾鞏文章的主要風格特點。
曾鞏為文，力追韓、歐，也確有似韓、歐之處，但終不能超越韓、歐，而往往不及韓、歐。然其儒者之見，學者之風，又使其文力追韓、歐而不失自己的特色。曾鞏之文，之所以能在高手如林的唐宋兩代，躋身於“八大家”之列，即在於其有自己獨特之處。
當然，對於曾鞏入選唐宋八大家，曆代都有人持不同意見，如清代的袁枚就說過：“曾文平鈍，如大軒駢骨，連綴不得斷，實開南宋理學一門，安得與半山（王安石）、六一（歐陽修）較伯仲也？”（《書茅氏八家文選》）。曾鞏之文，成就的確比不上韓、柳、歐、蘇，也比不上王安石和蘇洵，這是事實；但在唐宋兩代，八大家之外的古文家中還真找不出能與曾鞏抗衡者。這也是事實。所以盡管曆來有人有意見，但都未能動搖曾鞏“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地位。
曾鞏之文不僅在當時名聲很大，而且也以其文必及道和文風嚴謹平正而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南宋的朱熹等理學家都十分推崇並有意模仿曾鞏之文；到清代的桐城派，更是深受曾文的影響，“曾文定公”的大名幾乎是無人不曉。
曾鞏一生為官二十餘年，在地方、在朝廷都做過一些有益之事，史稱有政績，但大多是曆代清官循吏之所作為，並無突出的政績而言。所以，他名聞後世的，不是他的政事，而是他的文學，尤其是他的散文。他以傑出的古文家名傳千古，而不以政治家名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