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進行變法，他深知人才的重要，為了把自己的思想灌輸給學校的生員，他在對科舉進行改革、對學校進行整頓後，開始著手對“教材”下工夫。他主持設置了經義局，由他和呂惠卿、呂升卿及自己的兒子王雱等人共同撰寫經義，作為學校的讀本和科舉考試的依據，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搞“統編教材”。
王安石是變革派，有人曾封他為“大法家”，其實王安石的思想基礎是儒家，他是北宋著名的經學家，提倡效法堯、舜，但他對儒家經典並不迷信，並不照搬，而是“深思而慎取”，對先儒的東西有所分析，有所揚棄，如對先儒的一些傳注，多棄而不用，甚至斥《春秋》為“斷爛朝報”，不使列於學官，表現了一定的反傳統、不因循精神。
經義局完全在王安石主導下進行工作，一切以王安石思想為主導。熙寧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複相，六月間，《詩義》《書義》和《周禮義》三書撰成，並進呈神宗。神宗將其頒布於學官，謂之《三經新義》。其中《詩義》和《書義》多出於王雱和呂惠卿、呂升卿之手，而《周禮義》則全由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盡管是對古代典籍的詮釋，但實際上是王安石政治思想的集中體現。《三經新義》頒行後，王安石因《詩義》經呂惠卿兄弟修改，有不合己意處，遂於同年九月，將新舊本一起進呈神宗，並上疏說明情況，請將《詩序》用呂升卿的解釋，而《詩義》仍用王安石自己的舊本。此事雖惹得呂惠卿兄弟不快，導致了他們日後在改革方麵的更大分裂，但《三經新義》還是照王安石的意見辦了。
《三經新義》一經頒行，遂成為各類學校和科舉考試的法定的統編教材，“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注，一切廢不用。”（《宋史·王安石傳》）對於三經的解釋，一切以王安石說了算，學生不許有自己的看法。王安石就是企圖通過這樣的思想灌輸，來培養和選拔擁護改革的官員，使改革得以順利推進。可惜的是，當《三經新義》頒行之時，改革派內部已經分崩離析，神宗對王安石也不再言聽計從，使王安石的改革舉步維艱。熙寧九年春，王安石因病屢求罷相歸田，至十月，獲神宗批準，出判江寧府，這無疑預示了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