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節 頒行《三經新義》(1 / 1)

王安石進行變法,他深知人才的重要,為了把自己的思想灌輸給學校的生員,他在對科舉進行改革、對學校進行整頓後,開始著手對“教材”下工夫。他主持設置了經義局,由他和呂惠卿、呂升卿及自己的兒子王雱等人共同撰寫經義,作為學校的讀本和科舉考試的依據,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搞“統編教材”。

王安石是變革派,有人曾封他為“大法家”,其實王安石的思想基礎是儒家,他是北宋著名的經學家,提倡效法堯、舜,但他對儒家經典並不迷信,並不照搬,而是“深思而慎取”,對先儒的東西有所分析,有所揚棄,如對先儒的一些傳注,多棄而不用,甚至斥《春秋》為“斷爛朝報”,不使列於學官,表現了一定的反傳統、不因循精神。

經義局完全在王安石主導下進行工作,一切以王安石思想為主導。熙寧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複相,六月間,《詩義》《書義》和《周禮義》三書撰成,並進呈神宗。神宗將其頒布於學官,謂之《三經新義》。其中《詩義》和《書義》多出於王雱和呂惠卿、呂升卿之手,而《周禮義》則全由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盡管是對古代典籍的詮釋,但實際上是王安石政治思想的集中體現。《三經新義》頒行後,王安石因《詩義》經呂惠卿兄弟修改,有不合己意處,遂於同年九月,將新舊本一起進呈神宗,並上疏說明情況,請將《詩序》用呂升卿的解釋,而《詩義》仍用王安石自己的舊本。此事雖惹得呂惠卿兄弟不快,導致了他們日後在改革方麵的更大分裂,但《三經新義》還是照王安石的意見辦了。

《三經新義》一經頒行,遂成為各類學校和科舉考試的法定的統編教材,“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注,一切廢不用。”(《宋史·王安石傳》)對於三經的解釋,一切以王安石說了算,學生不許有自己的看法。王安石就是企圖通過這樣的思想灌輸,來培養和選拔擁護改革的官員,使改革得以順利推進。可惜的是,當《三經新義》頒行之時,改革派內部已經分崩離析,神宗對王安石也不再言聽計從,使王安石的改革舉步維艱。熙寧九年春,王安石因病屢求罷相歸田,至十月,獲神宗批準,出判江寧府,這無疑預示了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