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著名的政治改革家、思想家和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而“八股文”長時間以來被人們視為“曆史陳跡”“文化垃圾”，稱之為禁錮人們思想的形式主義文體，把王安石和八股文掛上鉤，似乎有點風馬牛不相及的味道，但曆史就是如此，王安石的的確確是八股文的祖師爺。
中國以考試取士的科舉製度始於隋朝隋文帝開皇十八年（598）。科舉，就是“分科舉（舉薦）人”之意。隋煬帝大業三年（607），開始以“策、論取士”，從而開創了“以文取士”的科舉製度。唐代不斷發展、完善了科舉製，其主要科目有進士、明經、秀才、俊士、明法等多種，而最受社會和士子青睞的是進士科。唐初，進士科仍“以策、論取士”，至唐高宗時，則改為以詩、賦取士。宋沿唐製，仍以詩、賦取士。至仁宗朝，範仲淹、宋祁等“意欲複古勸學”，提出以策論代替詩賦取士，仁宗讚同並發布了“科舉新法”的詔書，但遭到了多數士人的抵製和反對。改革不到一年，即以大敗告終，科舉考試又一切如故。王安石銳意變法，但他深知：實行變法的基礎和保證是科舉製的改革，即培養和選拔合格的變法人才。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已明確提出改革學校貢舉之法，認為“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要求廢除學校的“無補之學”，以“朝廷禮樂刑政之事”和“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來培養“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的人才。仁宗未采納王安石的意見，但神宗一即位，就力排眾議，極力支持王安石改革科舉法。熙寧三年（1070）“始策進士，罷詩、賦、論三題”；熙寧三年十二月王安石正式拜相後，即全麵改革學校和貢舉之法。熙寧四年，神宗發布詔書，宣布“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代以經義、論、策試士。”（《宋史·本紀·神宗》）王安石又親自擬定了新科舉法的具體規定，明確提出了以儒家“一道德”育人的教育方針，正式對科舉法和學校法實施變革，並為其做了兩件十分具體的工作：一是創立製義體製，二是親自訓釋《詩》《書》《周禮》，著成《三經新義》。後者是作為學校的統編教材，而前者則是奠定了後世八股文的基礎。
所謂“製義”，其實就是後世通稱的“八股文”。《明史·選舉誌二》：“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製義。”吳晗在其《朱元璋傳》第五章中也說：“科舉各級考試，專用《四書》《五經》出題。文體略仿宋經義，但要用古人思想行文，並且隻能根據幾家指定的注釋發揮，絕對不許有自己的見解。格式排偶，叫作製義。”製義又稱經義、時文、時藝、八比文等，明清時代因其題目取之於《四書》，故又稱四書文，是元明清各代科舉考試的專用文體。王安石首創製義體製，為這類文章“定格式”“立程式”，這種文體雖“與論體相仿”，但“為法較嚴”。王安石還身體力行，率先寫下了“以經言命題”的文章《知者動仁者靜》《浴乎沂》等，作為這種文體的範式。熙寧四年以後，製義以“代聖賢立言”跨進貢院，以“各言其心之所得”登上文壇。從此，王安石主編的《三經新義》成為全國各類學校的統編教材，儒家的聖賢之言成為製義文章的唯一指導思想，而王安石給製義文定下的“格式”“程式”就成為統一的文體格式。
其實，王安石所定宋代製義，隻為八股文奠定了初步框架，元明清各代逐漸補充，完善。明初的四書義和五經義，雖仿宋代之經義，但還未形成八股文的定式，隻有到了明代成化年間之後，功令四書文才有了破題、承題、起講、起比（亦曰提比、起股）中比（亦曰中股）、後比（亦曰後股）、束比（亦曰束股）、大結這八個部分，且後四比（股）要求各有排偶兩段，“八股之製，於是大備。”這種八股文的功令程式，直至清末都無大變。
王安石變法，在經濟領域的變法是根本的，但由於觸犯了封建王公們的根本利益而遭強烈反對，最後以失敗告終；但其在上層領域的改革，特別是對學校貢舉法的改革，卻獲得了成功。清代康熙年間進士俞長城說：“製義之興，始於王半山，惜存文不多。半山之文，其體有二：或謹嚴峭勁，附題詮釋；或震蕩排奡（ào，矯健），獨抒己見。一則時文之祖也，一則古文字之遺也。”（《可儀堂一百二十名家製義序》）。他稱王安石為“時文之祖”，不為虛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