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節 八股文之祖師(1 / 1)

王安石是著名的政治改革家、思想家和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而“八股文”長時間以來被人們視為“曆史陳跡”“文化垃圾”,稱之為禁錮人們思想的形式主義文體,把王安石和八股文掛上鉤,似乎有點風馬牛不相及的味道,但曆史就是如此,王安石的的確確是八股文的祖師爺。

中國以考試取士的科舉製度始於隋朝隋文帝開皇十八年(598)。科舉,就是“分科舉(舉薦)人”之意。隋煬帝大業三年(607),開始以“策、論取士”,從而開創了“以文取士”的科舉製度。唐代不斷發展、完善了科舉製,其主要科目有進士、明經、秀才、俊士、明法等多種,而最受社會和士子青睞的是進士科。唐初,進士科仍“以策、論取士”,至唐高宗時,則改為以詩、賦取士。宋沿唐製,仍以詩、賦取士。至仁宗朝,範仲淹、宋祁等“意欲複古勸學”,提出以策論代替詩賦取士,仁宗讚同並發布了“科舉新法”的詔書,但遭到了多數士人的抵製和反對。改革不到一年,即以大敗告終,科舉考試又一切如故。王安石銳意變法,但他深知:實行變法的基礎和保證是科舉製的改革,即培養和選拔合格的變法人才。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已明確提出改革學校貢舉之法,認為“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要求廢除學校的“無補之學”,以“朝廷禮樂刑政之事”和“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來培養“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的人才。仁宗未采納王安石的意見,但神宗一即位,就力排眾議,極力支持王安石改革科舉法。熙寧三年(1070)“始策進士,罷詩、賦、論三題”;熙寧三年十二月王安石正式拜相後,即全麵改革學校和貢舉之法。熙寧四年,神宗發布詔書,宣布“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代以經義、論、策試士。”(《宋史·本紀·神宗》)王安石又親自擬定了新科舉法的具體規定,明確提出了以儒家“一道德”育人的教育方針,正式對科舉法和學校法實施變革,並為其做了兩件十分具體的工作:一是創立製義體製,二是親自訓釋《詩》《書》《周禮》,著成《三經新義》。後者是作為學校的統編教材,而前者則是奠定了後世八股文的基礎。

所謂“製義”,其實就是後世通稱的“八股文”。《明史·選舉誌二》:“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製義。”吳晗在其《朱元璋傳》第五章中也說:“科舉各級考試,專用《四書》《五經》出題。文體略仿宋經義,但要用古人思想行文,並且隻能根據幾家指定的注釋發揮,絕對不許有自己的見解。格式排偶,叫作製義。”製義又稱經義、時文、時藝、八比文等,明清時代因其題目取之於《四書》,故又稱四書文,是元明清各代科舉考試的專用文體。王安石首創製義體製,為這類文章“定格式”“立程式”,這種文體雖“與論體相仿”,但“為法較嚴”。王安石還身體力行,率先寫下了“以經言命題”的文章《知者動仁者靜》《浴乎沂》等,作為這種文體的範式。熙寧四年以後,製義以“代聖賢立言”跨進貢院,以“各言其心之所得”登上文壇。從此,王安石主編的《三經新義》成為全國各類學校的統編教材,儒家的聖賢之言成為製義文章的唯一指導思想,而王安石給製義文定下的“格式”“程式”就成為統一的文體格式。

其實,王安石所定宋代製義,隻為八股文奠定了初步框架,元明清各代逐漸補充,完善。明初的四書義和五經義,雖仿宋代之經義,但還未形成八股文的定式,隻有到了明代成化年間之後,功令四書文才有了破題、承題、起講、起比(亦曰提比、起股)中比(亦曰中股)、後比(亦曰後股)、束比(亦曰束股)、大結這八個部分,且後四比(股)要求各有排偶兩段,“八股之製,於是大備。”這種八股文的功令程式,直至清末都無大變。

王安石變法,在經濟領域的變法是根本的,但由於觸犯了封建王公們的根本利益而遭強烈反對,最後以失敗告終;但其在上層領域的改革,特別是對學校貢舉法的改革,卻獲得了成功。清代康熙年間進士俞長城說:“製義之興,始於王半山,惜存文不多。半山之文,其體有二:或謹嚴峭勁,附題詮釋;或震蕩排奡(ào,矯健),獨抒己見。一則時文之祖也,一則古文字之遺也。”(《可儀堂一百二十名家製義序》)。他稱王安石為“時文之祖”,不為虛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