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本傳》載：“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同”浣“，洗），麵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tè）。’作《辨奸論》以刺之……”
王安石未貴時，當然是指他在熙寧二年（1069）出任參知政事之前。他長期出任地方官，取得了很好的政績，獲得了“恬退”的聲譽，又不好奢華，自奉至儉，故世人多稱其賢達。但蘇洵卻認為王安石的節儉“不近人情”，是大奸似忠，故作《辨奸論》諷刺他。關於蘇洵寫《辨奸論》一事，目前尚有爭論，但不管此文是否蘇洵所寫，僅憑王安石“衣垢不澣，麵垢不洗”就斷定他必為奸佞，都實在是太主觀主義和誇大其辭了，應屬不實之詞。
但問題的關鍵還在於我們如何認識和理解王安石的不洗衣服不洗臉。我們知道，王安石入相之前，多年主動要求做地方官，不做京官。做地方官多有政績，他除了繁忙的公務之外，又是散文家、詩人、經學家，寫作和學術研究也耗去他極大精力。且王安石胸懷“矯世變俗”之大誌，決心改變國家積貧積弱的現狀。他對當時官僚的“文恬武嬉”、苟安享樂的風氣十分厭惡，對百姓的苦難十分同情，所以他“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完全是出於本性的一種自覺行動。朱熹曾讚王安石和司馬光“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在北宋時期，不是官迷、財迷、色迷的官員可以說是寥若晨星。像這樣品德高尚之人，終日憂國憂民，哪會顧得上去計較個人的衣著外表和生活享受？世人稱其賢達，的確是對其公允的評價。至於王安石是否真的是“衣垢不澣，麵垢不洗”，倒是大可懷疑的。王安石當時還不至於為節水去過“低碳生活”，他不可能有這個認識，即使今人有這個認識，也不會有這個行動，不洗衣服不洗臉，蓬頭垢麵，衣履不整，普通百姓尚不如此，何況王安石是個勤政愛民的地方官，以這副尊容去見下屬和黎民百姓，實在是難以想象的，不可思議的。王安石偶有“衣垢不澣，麵垢不洗”的情況是可能的，可以理解的，今人也多會有這種情況，但將此理解為王安石生活之“常態”，那無疑是誇大了，是不真實的；如果再深一步，將此舉動認為是王安石有意的“偽裝”，以“儉樸”來掩蓋自己“奸佞”的本質，那就不隻是冤枉了王安石，而且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嫌疑了。
王安石“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是一點不假的，是其優秀品德，他因此獲得了當時人和後人的讚譽；王安石“衣垢不澣，麵垢不洗”隻是“或（有時）”如此，是偶然情況，不是常態。我們萬不可以“不講衛生”來認識此事，更不可以“奸詐”“偽飾”來厚誣先賢。
§§第七章 蘇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