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本傳》載:“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同”浣“,洗),麵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tè)。’作《辨奸論》以刺之……”
王安石未貴時,當然是指他在熙寧二年(1069)出任參知政事之前。他長期出任地方官,取得了很好的政績,獲得了“恬退”的聲譽,又不好奢華,自奉至儉,故世人多稱其賢達。但蘇洵卻認為王安石的節儉“不近人情”,是大奸似忠,故作《辨奸論》諷刺他。關於蘇洵寫《辨奸論》一事,目前尚有爭論,但不管此文是否蘇洵所寫,僅憑王安石“衣垢不澣,麵垢不洗”就斷定他必為奸佞,都實在是太主觀主義和誇大其辭了,應屬不實之詞。
但問題的關鍵還在於我們如何認識和理解王安石的不洗衣服不洗臉。我們知道,王安石入相之前,多年主動要求做地方官,不做京官。做地方官多有政績,他除了繁忙的公務之外,又是散文家、詩人、經學家,寫作和學術研究也耗去他極大精力。且王安石胸懷“矯世變俗”之大誌,決心改變國家積貧積弱的現狀。他對當時官僚的“文恬武嬉”、苟安享樂的風氣十分厭惡,對百姓的苦難十分同情,所以他“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完全是出於本性的一種自覺行動。朱熹曾讚王安石和司馬光“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在北宋時期,不是官迷、財迷、色迷的官員可以說是寥若晨星。像這樣品德高尚之人,終日憂國憂民,哪會顧得上去計較個人的衣著外表和生活享受?世人稱其賢達,的確是對其公允的評價。至於王安石是否真的是“衣垢不澣,麵垢不洗”,倒是大可懷疑的。王安石當時還不至於為節水去過“低碳生活”,他不可能有這個認識,即使今人有這個認識,也不會有這個行動,不洗衣服不洗臉,蓬頭垢麵,衣履不整,普通百姓尚不如此,何況王安石是個勤政愛民的地方官,以這副尊容去見下屬和黎民百姓,實在是難以想象的,不可思議的。王安石偶有“衣垢不澣,麵垢不洗”的情況是可能的,可以理解的,今人也多會有這種情況,但將此理解為王安石生活之“常態”,那無疑是誇大了,是不真實的;如果再深一步,將此舉動認為是王安石有意的“偽裝”,以“儉樸”來掩蓋自己“奸佞”的本質,那就不隻是冤枉了王安石,而且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嫌疑了。
王安石“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是一點不假的,是其優秀品德,他因此獲得了當時人和後人的讚譽;王安石“衣垢不澣,麵垢不洗”隻是“或(有時)”如此,是偶然情況,不是常態。我們萬不可以“不講衛生”來認識此事,更不可以“奸詐”“偽飾”來厚誣先賢。
§§第七章 蘇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