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有極高的文學天賦，但他的人生追求，首先不是成為一位文學家，而是要成為一個能夠治國平天下的政治家。他在少年時期，就通過讀石介的《慶曆聖德詩》了解了慶曆新政的概況，對範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這四位慶曆新政中的“人傑”十分敬仰。但慶曆新政失敗後的二十餘年間，無人再提改革之事，蘇軾對北宋中期積貧積弱的社會狀況非常不滿，渴望社會改革。早有“奮勵有當世誌”的蘇軾，在其應製科考試時所進的《策進五篇》中就說：“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取也。”力勸仁宗勵精圖治，革新政治。但當他為其父守喪期滿，第三次出蜀入京時，正是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輕氣盛的宋神宗啟用已久負盛名的王安石實行“熙寧變法”。
王安石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在政治、經濟、軍事、商業、農業、治安、科舉等各個領域推行一係列新政，而蘇軾與王安石政見不合。他將社會上“有立法之弊”和“有用人之失”的問題歸結於新政本身，並寫下了《上神宗皇帝書》，洋洋萬言，全麵批評新法。他的意見不但沒有被神宗和王安石接受，相反，王安石的圈子裏有人就暗中羅列一些不實之詞彈劾蘇軾。據《宋史·本傳》載：“安石滋怒，使禦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由於沒有拿到過硬的證據，未能整治蘇軾，但蘇軾已深感處境危險，自己難於在朝廷自安，於是力求放外任。不久，即出為杭州通判。此後又知密州（今山東省諸城縣）、徐州（今江蘇省徐州市）和湖州（今浙江省湖州市）。由於他對新法不滿，在地方官任上又看到新法所產生的弊端，於是一些批評、譏諷之語，屢見於其詩文。“以詩托諷，庶有補於國。禦史李定、舒亶（dǎn）、何正臣摭（zhí，摘取）其表語，並媒蘖（niè，借事誣陷構罪）所為詩以為訕謗”（《宋史·本傳》）此三人斷章取義，整了蘇軾的材料，以詆毀新法的罪名，於元豐三年（1079）在湖州將蘇軾逮捕，入禦史台獄，欲置之死地。這就是有名的“烏台詩案”。漢代的禦史府中有柏樹，常有烏鴉數千隻棲息於其上。故禦史台又稱“烏台”。由於缺乏過硬的罪證，加上宋神宗的憐愛，連已退休的王安石都說：“豈有聖世而殺才士乎？”蘇軾因此得以出獄。蘇軾於元豐二年八月十八日入獄，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獄，在獄曆時一百三十天。這次的結案判詞是：“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周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團練副使已是閑散官員，又明令他不許辦公，可見處罰還是很重的。
此後蘇軾又任汝州（今河南省臨汝縣）團練副使。元豐八年（1085），神宗死，十歲的哲宗繼位，由神宗之母高太後垂簾聽政。高太後不讚成新法，啟用舊黨，司馬光、呂公著等入朝主政，全麵廢除新法。舊黨認為蘇軾在新政時期遭受誣陷，於是調其入京，頗受器重。“曾未周歲，而閱三官”。不到一年，三次升官，由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再遷翰林學士知製誥。但此時舊黨實行“元祐更化”，全盤廢除新法。作為朝廷近臣的蘇軾，不同意這種做法。他認為新法中的“裁減皇族恩例（限製皇族特權）、刊定任子條式（人才任用）、修完器械、閱習旗鼓（加強武備）”等措施不應廢止，對新法應該“校量利害，參用所長”。這又與司馬光等人產生了重大爭議，受到程頤等人的猛烈攻擊。司馬光死後，舊黨分裂加劇，鬥爭激烈。蘇軾深感自己難在朝廷立足，於是又故伎重演，以臂疾請求出知外郡。遂於元祐四年（1089）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在此後的五年時間裏，他又分別出知潁州、揚州和定州。其間曾兩次被短期調京任職，以元祐七年以後的一段時間出任端明殿學士翰林院學士充禮部尚書，為其平生最高官職。
元祐八年（1093），高太後死，哲宗親政，變質的新黨上台，章惇、呂惠卿等人執政。蘇軾又被當作舊黨要員加以排斥和迫害。紹聖元年（1094），他們以蘇軾起草詔誥“譏斥先朝（神宗）”“語涉譏訕”的罪名，先後將蘇軾貶到英州（今廣東省英德縣）、惠州（今廣東省惠陽縣），又於紹聖四年再貶為瓊州（今海南省）別駕，到了當時荒僻之至的天涯海角。直到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蘇軾才於靖中建國元年（1101）北歸，不久病逝於常州。
可見，蘇軾的一生，正好掉在了新舊黨爭的夾縫之中，而蘇軾本人又性情剛直，堅持自己的政治見解。新黨執政，他不苟合，不放棄自己的主張；舊黨上台，他反對全盤否定新法。他不會見風使舵，不願意苟合取容，所以他早晚都是持不同政見者，都處於和執政者對立的地位，備受兩黨的排擠與迫害。
自古文人多坎坷，但坎坷之多，莫過於東坡。東坡一生宦海浮沉，可謂大不幸；然正因如此，才成全他成為一位偉大的文學家，又可謂不幸中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