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蘇洵認定王安石奸佞禍國，堅決不見王安石，王安石母親去世，蘇洵也不去吊唁，故使兩家關係相當緊張。
蘇軾和王安石，可以說都出於歐門。歐陽修對他們都非常器重，但二人因政見不同，幾乎反目成仇。蘇軾上萬言書反對新法，王安石手下人千方百計要整蘇軾，最後羅織罪名將其下獄，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在一般人看來，蘇與王乃冤家對頭，其實大謬不然。他們政見不同是事實，但他們都是襟懷廣闊、光明磊落的仁人君子，互相仰慕對方的道德、文章，晚年私誼很深，同樣是事實。
蘇、王初次交往在何時，已無從考證。但嘉祐五年（1060）蘇軾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的製詞卻是王安石起草的。製詞稱蘇軾“爾方尚少，已能博考群書，而深言當世之務，才華之異，誌力之強，亦足以觀。”可見，此時王安石對蘇軾已有相當了解。
蘇軾被下禦史台大獄，當權者必欲置之死地。而此時已經退休的王安石堅決反對，曾發出“豈有盛世而殺才士者乎”的呼聲，力救蘇軾。
元豐七年（1084）四月，蘇軾由黃州團練副使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陽縣）團練副使。七月，抵達金陵。已經罷相退休的王安石，一直閑居於此。聽說蘇軾來了，親自到碼頭上來看望蘇軾。據宋人朱弁《曲洧舊聞》卷五載：“東坡自黃徙汝，過金陵，荊公（王安石）野服（穿著平民百姓的衣服）乘驢，謁於舟次。東坡不冠而迎揖曰：‘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荊公笑曰：‘禮豈為我輩設哉！’東坡曰：‘軾亦自知相公門下用軾不著。’荊公無語，乃相招遊蔣山。在方丈飲茶次，公指案上大硯曰：‘可集古人詩，聯句賦此硯。’東坡應聲曰：‘軾請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斫山骨’。荊公沉思良久，無以續之。乃起曰：‘且趁此好天色，窮覽蔣山之勝，此非所急也。’田畫承君，是日與一二客從後觀之。承君曰：‘荊公常好以此困人，而門下士多辭以不能。不料東坡不可以此懾伏也。’”二人同遊蔣山，談天說地，相得甚歡。王安石還在自己家中幾次款待蘇軾，相處如老友，毫不見外。
蔡絛（tāo）《西清詩話》稱：“元豐間，王文公在金陵，東坡自黃（州）北遷，日與公遊，盡論古昔文字，閑即俱味禪說。公歎息與人曰：‘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對蘇軾稱賞備至。《潘子真詩話》中還有蘇、王二人手書詩作互相奉贈的記載。蘇軾在金陵流連數日，二人唱和頗多。蘇軾的《次韻荊公四絕》第三首有雲：“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前聯寫王安石閑退半山園時騎驢訪勝的情況，後聯表示接受王安石的勸告，在此買田定居，與王安石同隱鍾山。事雖不果，但二人真情相處，友誼之深，不難想見。
金陵分手後不久，蘇軾就致信王安石：“某遊門下久矣，然未嚐得如此行。朝夕聞所未聞，慰幸之極！已別經宿，悵仰不可言。”蘇軾行至儀真，又致信王安石，表達了經常往來的願望。王安石在《回蘇子瞻簡》中也說，分手之後“俯仰逾月，豈勝感悵！”
金陵相會是蘇王交往中最快意的一次聚會，也是最後一次聚會。一年多以後，即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便在金陵與世長辭。當時正任中書舍人的蘇軾奉命起草了《王安石贈太傅敕》，稱王安石“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陳跡，作新斯人”。對王安石的道德文章給予了高度評價。
金陵相會，不但在二人友誼發展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給人們留下了樂道的文壇佳話。蔡上翔在《王荊公年譜考略》卷二十三中說：“兩公名賢，相逢勝地，歌詠篇章，文采風流，照耀千古，則江山亦為之壯色。”
蘇軾與王安石金陵相會，時王安石六十四歲，蘇軾四十九歲。這兩位熙寧變法時的政治對手，此時已成為推心置腹的朋友。時間可以化解一切矛盾和恩怨。蘇王金陵相會，再次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