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王安石為相，掌握政府大權，全麵推行新法，並將反對新法的司馬光等人貶出朝廷，相繼起用了曾布、章惇等人。熙寧七年（1074）王安石罷相時，推薦韓絳為相，呂惠卿為參知政事，章惇、曾孝憲等受命繼續根究市易司事。而這些人多謀私利，推行新法甚不得力，政局出現極大困難。無奈之下，神宗隻好請王安石二次出山。熙寧八年二月，王安石複出為相，但呂惠卿、章惇等人不但不協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打擊排擠王安石，致使改革無法推進。熙寧九年春天以後，王安石屢次提出辭職，至十月，王安石二次罷相，出知江寧府，逐漸淡出政治舞台，而韓縝、蔡確、章惇、呂惠卿等人相繼控製朝政，繼續推行新法。但王安石所強調的“摧製兼並”政策推行顯見不力，弊政叢生。熙寧變法前後推行了十八年，雖也在某些方麵有所收益，但對造成宋王朝積貧積弱局麵的根本問題並未觸及，未能使當時的統治製度發生大的變化。同時，由於王安石之後的新法推行者爭權謀私，使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元豐八年（1085），神宗死，哲宗即位，宣仁太後臨朝聽政，起用舊黨。司馬光執政後，遂將蔡確、章惇、呂惠卿等人一一貶黜。
宋哲宗元祐八年（1086），蘇轍由秘書省校書郎升為右司諫。司諫是諫官之職，對於百官的考核、進退均有發言權。蘇轍充分利用手中的職權，努力為朝廷清除奸佞之臣。
當時，宣仁太後臨朝聽政，啟用司馬光、呂公著等人，“欲除弊事。而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轍皆論去之。”（《宋史·蘇轍傳》）這一年的閏二月，蘇轍即上《乞罷左右仆射蔡確韓縝狀》，不久，蔡確被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又有《乞罷蔡京知真定府狀》，蔡京先被罷知開封府出知成德軍；五月，又有《論蔡京知開封府不公第五狀》；對於韓縝，蘇轍多次上奏，先有《乞罷右仆射韓縝劄子》，後有《乞責降韓縝第八狀》，同年四月，韓縝被罷知潁昌府；對於樞密使章惇，蘇轍有《乞罷章惇知樞密院狀》，章惇被罷知汝州；呂惠卿更是一個反複無常的小人。他開始媚附王安石，對推行新法十分賣力氣；熙寧七年（1074）王安石第一次辭去宰相時，推薦他為參知政事。熙寧八年，王安石複相後，呂惠卿不擇手段地打擊和陷害王安石，把王安石當成仇敵。對此，世人十分厭惡他的所作所為。哲宗上台，宣仁太後臨朝聽政，啟用司馬光等人，呂惠卿這個風派人物，自知不免被罷黜，於是主動要求“宮觀以避貶竄”。蘇轍多次上疏，以論其奸。五月，蘇轍有《乞誅竄呂惠卿狀》；六月，又有《再乞罪呂惠卿狀》，呂惠卿被責知台州；不久，又有《論呂惠卿第三狀》，呂惠卿再貶為建武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且“不得簽書公事”。
此外，蘇轍對知樞密院安燾等人也都有請求罷黜的表狀。蘇轍對這些新法執行者中的佞臣毫不寬恕，力主將他們貶出權力機關，的確表現了一種嫉惡如仇的精神。當然，哲宗親政後，又行“改革”，這些落水的新法派人物，又重新上台執政，章惇、呂惠卿之流對蘇軾、蘇轍兄弟一貶再貶，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也就不難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