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節 “適意為悅”的人生態度(1 / 1)

蘇轍與其兄蘇軾生於北宋新舊黨爭激烈的時代,一生都未能逃脫政治鬥爭的漩渦。他們雖都有過“居廟堂之高”的輝煌時刻,但一生中多處逆境。逆境,人的一生總是難免的;但多處於逆境,總會讓人不快。人們又說:逆境成才;逆境是對人最好的磨練。這些話都有道理,但前提是人必須能以樂觀的心態、積極的人生態度去麵對和戰勝逆境給自己帶來的種種困苦和考驗。蘇氏兄弟可以說是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超脫、曠達的胸懷戰勝了逆境,成全了非凡的人生。

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蘇軾因“烏台詩案”入獄,蘇轍上書願以自己的官職為兄贖罪,朝廷不準。後蘇軾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蘇轍也受牽連被貶為監筠州鹽酒稅。兄弟二人,同處政治上之低穀。元豐三年蘇軾被貶黃州,暫住定慧院;次年,遷居於臨皋亭,其地瀕臨長江,無山,而江南則諸山連綿,澗穀深密。每當“風止日出,江水伏息”之時,蘇軾便“杖策載酒,乘漁舟”渡江,與山中朋友嬉遊,往往“意適忘返”而“留宿於山上”。然而山間隻有羊腸小道,途中隻有一個小平台,“遊者至此必息”,在此觀賞風景。這裏有個廢亭,遺址甚狹,沒法多人同時在此遊覽,其周圍全是大樹。忽然有一天,大雷雨拔掉了一棵樹,於是蘇軾就與眾“驢友”入山,共同修建了一個亭子,名叫九曲亭。元豐五年,亭成,蘇轍為寫《武昌九曲亭記》一文。此記主要記敘蘇軾重修武昌九曲亭的由來,而其主旨則在闡發蘇軾“適意為悅”的思想情趣。文章在敘寫修亭和追述自己與其兄青少年時遊山浮水的情況之後,又寫道:“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為悅。”意思是說,天下的樂事很多,而以合乎自己的心意為最快樂。這就是蘇軾的快樂觀。此文雖為一篇題記,但目的是讚揚其兄“以適意為悅”的情趣、曠達的人生態度和光明磊落的人品。蘇軾能在政治上失意之後於山水中自得其樂,表現了其曠達的胸懷和灑脫的風度,而蘇轍對其老兄的處世態度和磊落品德的讚揚,也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自己也有同樣的胸懷和誌趣。

元豐六年(1084),蘇轍又寫下了其名作《黃州快哉亭記》。當時蘇軾和張夢得都謫居黃州,張夢得在其住所的西南修建一亭,以觀江流之勝。蘇軾為亭取名“快哉”,蘇轍又為之寫了這篇題記。文章從亭的建造和命名寫起,極力渲染江景的壯觀以及觀覽江景、憑吊古跡之快意。然其主旨在最後一段的議論文字:“士生於世,使其中(內心)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憂愁、苦惱)?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不使身外之物傷害其本性),將何適(到什麼地方)而非快(不快意)?”即是說,隻要人的內心坦然,就可以無往而不快意。文章所寫江景之壯觀和覽景之快意,充滿一種籠罩天地的雄偉之氣,令人讀後心胸曠達,寵辱皆忘。文章對張夢得和蘇軾被貶黃州後“不以物傷性”的樂觀、曠達情懷和超然的生活態度表示了仰慕和讚賞,這是對張夢得和蘇軾的寬慰,同時,也是作者的一種自慰。當然,這種超脫和曠達的背後,無疑也表現了作者對政治失意後的一種牢騷與不平。這也正是柳宗元所謂“嬉笑之怒,甚乎裂眥(zì)”之意。

這兩篇文章,一講“適意”,一講“快哉”,其實都體現著隨遇而安的意思。人在逆境中能夠做到“隨遇而安”,自得其樂,這的確需要很深的修煉工夫,而蘇軾做到了。至於蘇轍,在人們的印象中,遠不及其兄曠達。這印象總的來說是不錯的,但人們往往忽略了一點:即蘇轍深受其兄蘇軾的影響,其基本的人生態度,也是以“適意為悅”。難兄難弟在這一點上是共同的。蘇轍也最了解其兄蘇軾。蘇軾曾說過:“四海相知惟子由”。足見兄弟之間心心相印,氣息相通,互為真正之知己。

“烏台詩案”後的幾年,蘇軾兄弟政治上失意,生活上困窘,但也正是這幾年,是其兄弟步入仕途後往來最多,情感交流最充分的時期。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思想情懷和人生態度,使他們在“適意”和“快哉”中度過了這段艱難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