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轍與其兄蘇軾生於北宋新舊黨爭激烈的時代，一生都未能逃脫政治鬥爭的漩渦。他們雖都有過“居廟堂之高”的輝煌時刻，但一生中多處逆境。逆境，人的一生總是難免的；但多處於逆境，總會讓人不快。人們又說：逆境成才；逆境是對人最好的磨練。這些話都有道理，但前提是人必須能以樂觀的心態、積極的人生態度去麵對和戰勝逆境給自己帶來的種種困苦和考驗。蘇氏兄弟可以說是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超脫、曠達的胸懷戰勝了逆境，成全了非凡的人生。
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蘇軾因“烏台詩案”入獄，蘇轍上書願以自己的官職為兄贖罪，朝廷不準。後蘇軾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蘇轍也受牽連被貶為監筠州鹽酒稅。兄弟二人，同處政治上之低穀。元豐三年蘇軾被貶黃州，暫住定慧院；次年，遷居於臨皋亭，其地瀕臨長江，無山，而江南則諸山連綿，澗穀深密。每當“風止日出，江水伏息”之時，蘇軾便“杖策載酒，乘漁舟”渡江，與山中朋友嬉遊，往往“意適忘返”而“留宿於山上”。然而山間隻有羊腸小道，途中隻有一個小平台，“遊者至此必息”，在此觀賞風景。這裏有個廢亭，遺址甚狹，沒法多人同時在此遊覽，其周圍全是大樹。忽然有一天，大雷雨拔掉了一棵樹，於是蘇軾就與眾“驢友”入山，共同修建了一個亭子，名叫九曲亭。元豐五年，亭成，蘇轍為寫《武昌九曲亭記》一文。此記主要記敘蘇軾重修武昌九曲亭的由來，而其主旨則在闡發蘇軾“適意為悅”的思想情趣。文章在敘寫修亭和追述自己與其兄青少年時遊山浮水的情況之後，又寫道：“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為悅。”意思是說，天下的樂事很多，而以合乎自己的心意為最快樂。這就是蘇軾的快樂觀。此文雖為一篇題記，但目的是讚揚其兄“以適意為悅”的情趣、曠達的人生態度和光明磊落的人品。蘇軾能在政治上失意之後於山水中自得其樂，表現了其曠達的胸懷和灑脫的風度，而蘇轍對其老兄的處世態度和磊落品德的讚揚，也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自己也有同樣的胸懷和誌趣。
元豐六年（1084），蘇轍又寫下了其名作《黃州快哉亭記》。當時蘇軾和張夢得都謫居黃州，張夢得在其住所的西南修建一亭，以觀江流之勝。蘇軾為亭取名“快哉”，蘇轍又為之寫了這篇題記。文章從亭的建造和命名寫起，極力渲染江景的壯觀以及觀覽江景、憑吊古跡之快意。然其主旨在最後一段的議論文字：“士生於世，使其中（內心）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憂愁、苦惱）？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不使身外之物傷害其本性），將何適（到什麼地方）而非快（不快意）？”即是說，隻要人的內心坦然，就可以無往而不快意。文章所寫江景之壯觀和覽景之快意，充滿一種籠罩天地的雄偉之氣，令人讀後心胸曠達，寵辱皆忘。文章對張夢得和蘇軾被貶黃州後“不以物傷性”的樂觀、曠達情懷和超然的生活態度表示了仰慕和讚賞，這是對張夢得和蘇軾的寬慰，同時，也是作者的一種自慰。當然，這種超脫和曠達的背後，無疑也表現了作者對政治失意後的一種牢騷與不平。這也正是柳宗元所謂“嬉笑之怒，甚乎裂眥（zì）”之意。
這兩篇文章，一講“適意”，一講“快哉”，其實都體現著隨遇而安的意思。人在逆境中能夠做到“隨遇而安”，自得其樂，這的確需要很深的修煉工夫，而蘇軾做到了。至於蘇轍，在人們的印象中，遠不及其兄曠達。這印象總的來說是不錯的，但人們往往忽略了一點：即蘇轍深受其兄蘇軾的影響，其基本的人生態度，也是以“適意為悅”。難兄難弟在這一點上是共同的。蘇轍也最了解其兄蘇軾。蘇軾曾說過：“四海相知惟子由”。足見兄弟之間心心相印，氣息相通，互為真正之知己。
“烏台詩案”後的幾年，蘇軾兄弟政治上失意，生活上困窘，但也正是這幾年，是其兄弟步入仕途後往來最多，情感交流最充分的時期。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思想情懷和人生態度，使他們在“適意”和“快哉”中度過了這段艱難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