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話在繼續。
“越南這種表示至少一百次了。我們也明確地告訴他，前提是越南從柬埔寨撤出全部軍隊。柬埔寨問題由柬四方商量解決。”“所以，就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舉行最高級會晤來說，球在戈爾巴喬夫一邊。”華萊士順著鄧小平的話說。
鄧小平肯定地回答要越南從柬埔寨全部撤軍。對這個問題，蘇聯是能夠有所作為的。因為如果蘇聯不幫助越南，越南一天仗都打不了。戈爾巴喬夫在海參崴講話一直回避這個問題。所以我說，蘇聯在消除中蘇關係三大障礙上邁的步子不大。
“看來，中國同資本主義的美國的關係比同蘇聯共產黨人的關係更好一些，這是為什麼？”對於68歲的華萊士來說，這個問題暴露出他對中國和國際問題的認識何等有限。
鄧小平簡單地說：“中國觀察問題不是看社會製度。中美關係是看中國同美國關係的具體情況來決定。中蘇關係是看中國同蘇聯關係的具體情況而定。”
這時，攝像機內的第一盤錄相帶用完了，在停機換帶的間歇，節目製作人上前向華萊士說了些什麼。
第二盤錄相帶開始轉動後，華萊士坦率地說：“鄧主任，剛才我的節目製作人要我再問一下鄧主任是否願意會見戈爾巴喬夫。”這一問，引出了鄧小平在這次采訪中最精彩，後來被新聞界評述最多的一段話：
“我剛才說了，主要的是如果蘇聯能夠幫助越南從柬埔寨撤軍，這就消除了中蘇關係的主要障礙。我再說一次，越南入侵柬埔寨問題是中蘇關係的主要障礙。越南在柬埔寨駐軍也是中蘇關係實際上處於熱點的問題，隻要這個問題消除了，我願意跟戈爾巴喬夫見麵。我可以告訴你，我現在年齡不小了，過了82了，我老早已經完成了出國訪問的曆史任務。我是決心不出國的了。但如果消除了這個障礙，我願意破例地到任何地方同戈爾巴喬夫見麵。我相信這樣的見麵對改善中蘇關係，使中蘇國家關係正常化很有意義”。鄧小平一氣嗬成主要觀點。
“具體地說，哪一件事應該放在第一位呢？”
“三大障礙主要是越南侵柬，因為中蘇實際上處於熱點和對峙，不過方式是通過越南軍隊同中國對峙。”鄧小平一語道破問題的實質。
鄧小平關於中蘇關係的談話，顯示了鄧小平的遠見卓識、雄才大略。曹操晚年曾有詩曰：“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鄧公以82歲高齡，麵對記者的頻頻發問，而能侃侃而談，實在是中國的大幸。
9月7日，當鄧小平談笑風生的麵容出現在美國千家萬戶的電視屏幕時，美國轟動了。隨後，世界也轟動了。
一時間，幾乎全球所有的新聞機構都用最快的速度報道了鄧小平同華萊士的談話。
這位中國老人，以他的卓越才能和超人智慧征服了世界。
法新社評論說戈爾巴喬夫通過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發表講話取得了重要幾分。但是八十多歲的鄧小平的這次講話卻已把球擋了回去。
一位西方觀察家認為鄧小平的建議表明了中國政策的靈活性，對改善中蘇關係表示了一種積極的姿態，是一個大膽而又聰明的戰略行動，對世界局勢的發展將產生重大影響。
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說：“鄧小平巧妙地在沒有作出任何讓步的情況下從戈爾巴喬夫手裏奪走了舞台中心的位置。”
最後一道障礙終於攻破。26年後，鄧小平會見的第一個蘇聯人是謝瓦爾德納澤。
一個偉大的政治家，總是能從微光中看到打開光明之窗的鑰匙，從別人沒走過的地方踏出通向未來的坦途。
從1987年起，戈爾巴喬夫在消除三大障礙方麵悄悄采取了一些具體行動。
——1987年1月，宣布將把駐紮在蒙古的一個摩托化步兵師及其他部隊撒回蘇聯。
——1987年2月，在中蘇邊界談判中作出讓步。
一1988年5月，第一批蘇軍沿著當年進軍的路線，撤出阿富汗。噴赤河畔沒有歌聲。
忽如一夜春風來，溫煦的和平之風爬上遙遠的蒙古高原和帕米爾高原。
中蘇關係的堅冰裂開了第一道縫隙。
按照慣例，中蘇關係正常化問題第十二輪磋商將在北京舉行。
1988年6月13日，蘇聯特使羅高壽到達北京。中國特使田增佩前往機場迎接。
釣魚台國賓館。中蘇特使握手寒喧。然後秘密會談。
磋商進行到最後一天，蘇方突然提出，中蘇就柬埔寨問題舉行專門磋商，田增佩心中暗自驚喜，表麵上仍坦然地說，願意就此事轉達。
很快，田增佩副外長得到授權，向蘇方表示中方願意就柬埔寨問題舉行專門磋商，並建議為此舉行副外長工作會談。
8月27日至9月1日，中蘇副外長級工作會晤在北京順利舉行。會晤中，雙方都主張柬埔寨問題應通過政治手段予以公正、合理的解決，並且都表示將盡力促使這個目標的實現。
中蘇關係中的最大障礙終於開始破除了。關鍵性的一步終於邁出了。
狹路相逢，勇者勝；大道之行，和為貴。
9月16日，蘇聯中部城市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鄧小平會見華萊士兩年零幾天後，戈爾巴喬夫來到這個葉尼塞河畔的西伯利亞城市，就柬埔寨問題首次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我們主張同中國的關係正常化，主張使之達到同我們兩國對世界和平政策的責任相符合的水平。我們願意立即著手準備蘇中最高級會晤。
在兩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發生變革的強大進程中，蘇中兩國之間的共同點正在增多。
不久前在北京舉行的解決柬埔寨問題的雙方工作會晤，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該問題相互了解的範圍，同時有助於改善兩國關係。
13天後。紐約成功湖畔，聯合國大廈，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駐處燈火通明，錢其琛正在接受紐約蘋果電視台采訪。
錢外長精神飽滿，風度翩翩，毫無參加聯合國大會後的緊張、疲憊之感。
昨天，他剛同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就柬埔寨問題，中蘇雙邊關係問題交換完意見，蘋果電視台就提出就此問題對他采訪，錢外長欣然答應。
采訪開始了。攝像機開始轉動。
記者：昨天，您同謝瓦爾德納澤外長會晤時商定，您將於今年內訪問蘇聯，請問訪問蘇聯的目的何在？
錢其琛：我在年內訪問蘇聯時將同蘇聯方麵繼續討論柬埔寨問題以及蘇聯在蒙古境內和中蘇邊境駐軍問題，希望通過討論使中蘇關係向改善的方向發展。
記者：兩國外長的會晤可以不可以說中蘇關係有一重大突破？錢其琛：現在不能說中蘇關係有什麼突破。
記者：請您介紹一下今年8月中蘇副外長北京會晤的情況。錢其琛；今年8月中蘇副外長在北京會晤時專門就柬埔寨問題進行了詳細的探討。中蘇在柬埔寨問題上有了一些共同點，同時也還存在一些重大的分歧。當時商定在聯合國大會開會期間，中蘇兩國外交部長繼續就這個問題進行討論。
記者：您同蘇聯外長主要討論了什麼問題？
錢其琛：昨天我同謝瓦爾德納澤外長會晤時集中討論了柬埔寨問題。蘇聯方麵表示，他們願意為促進越南從柬埔寨撤軍作出努力。根據這一情況，我們覺得柬埔寨問題的討論應當繼續下去，所以中國外交部長將於今年年內訪問蘇聯。
記者：您怎樣評價蘇聯在柬埔寨問題上的立場？
錢其琛：過去蘇聯一直說柬埔寨問題與他們沒有任何關係，不願討論。現在他們講柬埔寨問題是中蘇關係的一個陰影，所以他們願意討論這個問題。也可以說，雙方都願意看到柬埔寨問題盡早得到公正、合理的解決。
錢其琛長期在蘇聯工作，被稱為中國外交界才子。他思路清晰，反應靈敏，慣於有條不紊地闡述中國政府在國際問題上的立場。
10月17日，鄧小平再次見到他的老朋友齊奧塞斯庫時，高興地：“在年前托你帶給戈爾巴喬夫的口信看來有成果，可能明年實現中蘇高級會晤。”
投桃報李。鄧小平在中蘇關係上又提前邁出了一步。
1988年12月的第一天，錢其琛外長到達莫斯科，進行1957年以來中國外長對蘇聯的第一次訪問，歡迎儀式是含蓄的。
戈爾巴喬夫在克裏姆林宮接見錢其琛時說：“從各方麵的情況看，柬埔寨問題是到了該解決的時候了，蘇聯希望早一些解決這個問題。蘇聯願意在和平共處等原則的基礎上同中國建立新型關係。”雙方認為，1989年上半年舉行中蘇最高級會晤是可能的。
中蘇關係正常化的進程已經開始。
三個月後，1989年2月的第一天。作為中蘇最高級會晤準備工作的一部分，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抵達北京。
經過會談，兩國外長就柬埔寨問題達成九點一致的看法。最後一道障礙最終消除。錢其琛受楊尚昆的委托，向謝瓦爾德納澤轉達對戈爾巴喬夫的正式訪華邀請。
2月4日，謝瓦爾德納澤匆匆飛赴上海。
上海西郊賓館，富麗皇堂，莊重典雅。在節日的氣氛中，洋溢著含蓄的東方情調。來上海過春節的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將在這裏會見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
在蘇聯，鄧小平以說話鋒利、坦率、尖銳而出名，對問題他經常能入木三分，一語中的。
50、60年代，鄧小平數度身負重任，飛行於北京和莫斯科之間，目睹了兩國的風風雨雨。
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鄧小平親耳聆聽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
1956年10月。波匈事件發生。劉少奇、鄧小平飛赴莫斯科。
1957年10月。毛澤東第二次訪蘇。《莫斯科宣言》的首席代表鄧小平與蘇方首席代表蘇斯洛夫幾次交鋒下來，蘇斯洛夫不得不承認：“這個人很厲害，不好談，他話不多，專抓你要害和漏洞。”
1960年9月，掛帥赴莫斯科參加26國黨的起草委員會，鄧小平再展鋒芒。
一個月後，鄧小平再到莫斯科，同劉少奇一起參加世界81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大會。鄧小平主要發言。
1963年5月，再次率團赴莫斯科，參加舉世矚目的中蘇兩黨會談。在北京機場，鄧小平受到毛澤東的親自歡迎。
26年過去了，鄧小平已是85歲的老人，他仍不辭勞苦，希望能親手打開中蘇關係的大門。作為一個戰略家，他深知中蘇關係好與壞的份量和意義。
上午10點，謝瓦爾德納澤一行步入西郊賓館。
紅光滿麵，精神矍鑠，身著深灰色中山裝的鄧小平已微笑著站在會見廳的門廳。
謝瓦爾德納澤走近了，鄧小平親切地同他握手，謝瓦德納澤轉交了戈爾巴喬夫給鄧小平的信件，並轉達了戈爾巴喬夫的良好的祝願。
謝瓦爾德納澤說：“感謝鄧主席抽時間接見我。”
“這是第一次，以後機會更多”。鄧小平爽朗地說。
謝瓦爾德納澤向鄧小平介紹他的隨行人員。
當見到蘇聯副外長羅高壽時，鄧小平仔細看了一下，笑著說：“我們認識，那是在50年代，60年代吵架的時候”。
氣氛更活躍了。
入座以後，鄧小平對謝瓦爾德納澤說：“上次錢外長訪問莫斯科，現在你來北京，中蘇已開始了關係正常化的進程。但是，中蘇關係正常化的正式開始，還是中蘇高級會晤，就是我同戈爾巴喬夫的會晤。”
謝瓦爾德納澤兩手十指交叉，點了點頭。
鄧小平接著說中國希望在世界上扮演一個為和平作出貢獻的角色。中國致力於創造一個較長時期的國際和平環境，以使中國發展起來，擺脫落後。“中蘇關係正常化要清除三大障礙。三年前我就提出，首先要解決柬埔寨問題，越南要真正地從柬埔寨撤軍。在這個問題上，蘇聯是大有作為的。”
“今天的世界已不同於4年前的世界了，老的規則已不適用了。鄧主席十分有道理地提出了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的問題。這個新秩序的基礎正在形成。現在有充分的理由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鄧主席同戈爾巴喬夫總書記的會見將是一個重大事件。蘇中關係應建立在和平共處的基礎上。”
或許是舊時的情誼，或許是對未來的期望，在會見中，鄧小平好象不是一個85歲高齡的老人，他時而回憶起當年的時光，時而又把目光投向遙遠的未來，而最後又落到現實中的中蘇關係。也許，對中蘇關係正常化的這一天，他期待太久了。去年12月2日，他會見日本客人時，深情地說：“中蘇兩國沒理由不改善關係”。時間過得很快。
會見快要結束了。這時，謝瓦爾德納澤的隨行人員遞給他四本包裝精致的書。
謝瓦爾德納澤對鄧小平說：“這是新版的俄文本《鄧小平文選》，請您在上麵簽名。”
鄧小平接過四本書，仔細看了看，然後接過翻譯遞過來的筆，微笑著在四本書扉頁一一寫下他的名字：“鄧小平，1989年2月4日。”
客人起身告辭。鄧小平站起來，送客人到門廳，互相握手道另IJ。謝瓦爾德納澤說：“祝您春節如意。”
鄧小平目送客人遠去。
謝瓦爾德納澤一行走出西郊賓館時，街上正零星地響著鞭炮聲。中國的陰曆春節到了。謝瓦爾德納澤輕鬆地聳了聳肩，大概在想：“不虛此行啊！”
2月5日，正是除夕之夜，蘇聯外長已先期離華赴巴基斯坦訪問，而雙方工作人員還在為一些具體細節徹夜磋商。11時前，蘇方得到蘇聯外長的最後批示。最後手續終於完成了。
當辭舊迎新的鍾聲響徹神州大地時，舉國同慶的人們突然看到了中央電視台的屏幕上打出一行字幕：
應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楊尚昆的邀請，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將於今年5月15日至18日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
啊，多麼奇妙的巧合！
送別舊歲，迎來新年，巧合中蘊含著多麼深刻的含義！
戈爾巴喬夫走下飛機舷梯，他看到一個全新的中國；談古論今，鄧小平大手一揮：“過去的事情一風吹了”人們在期待著。
世界在關注著。
兩個偉大鄰國再相會的那一天就要到來了！
1989年5月14日上午10點，莫斯科優努科沃二號機場，戈爾巴喬夫偕夫人乘坐的專機騰空而起，在其它飛機的陪同下，開始飛向中國。
第二天中午時分，北京機場。晴空萬裏，微風輕拂。中蘇兩國國旗迎風招展，威武雄壯的儀仗隊列隊而立。身經百戰的記者們如臨大敵。楊尚昆主席笑著朝西北方向望去。機場的場麵正隨著中央電視台的電波飛向世界。
這時，一隻銀燕破空而來。
伊爾62型專機轟鳴著降臨機場。隨後，認跑道的盡頭徐徐滑至舷梯旁。中國外交部禮賓司司長登上舷梯進入機艙迎接來自遠方的客人。
12時整，身著深藍色西裝，胸佩紫紅色領帶的戈爾巴喬夫和他的夫人賴莎相繼出現在機艙門口。
40年前，毛澤東也是在這一時刻到達目的地。不過，中國最高領導人第一次訪蘇是為了建立兩國蜜月關係，戈爾巴喬夫第一次訪華則為了重修舊好。
戈爾巴喬夫和賴莎向下看了一眼，然後，微低著頭，麵帶笑意，走下舷梯。
終於，戈爾巴喬夫踏上了鋪有紅地毯的中國國土。這一步跨越了30年的時空，跨越了30年的鴻溝。
等候在舷梯旁的楊尚昆主席，彭衝副委員長，田紀雲副總理，吳學謙副總理及錢其琛外長和夫人等，熱情地同戈爾巴喬夫握手，問候，但沒有擁抱。
楊尚昆對戈爾巴喬夫說：“歡迎你來中國，你是第一次訪問中國。”
“感謝你，楊尚昆同誌，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你。”戈爾巴喬夫愉快地說。
隨後，楊尚昆主持了歡迎儀式。軍樂隊高奏蘇聯國歌《偉大的祖國》和中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迎賓禮炮21響震徹長空。楊尚昆陪同戈爾巴喬夫檢閱海陸空三軍儀仗隊。
7分鍾的歡迎儀式結束後，戈爾巴喬夫乘從莫斯科運來的“吉斯”牌防彈車，在摩托車隊的護送下，離開機場，直駛城內，下榻於釣魚台國賓館18號樓。1986年，英國女王伊麗莎白訪華，也曾下榻於此。
相隔30年的“冰凍”時期以後，中蘇兩國的最高領導人終於又有機會並肩站在了一塊。這不能不說是有曆史意義的時刻。
當天晚上，人民大會堂宴會廳燈火輝煌。楊尚昆舉行盛大宴會歡迎戈爾巴喬夫一行。
熱情嘹亮的《迎賓曲》中，戈爾巴喬夫和賴莎在楊尚昆的陪同下來到宴會廳。
等候在宴會廳的李鵬總理和夫人朱琳等鼓掌歡迎戈爾巴喬夫。當戈爾巴喬夫走到歌唱家郭淑珍麵前並聽說她曾留學蘇聯時，戈爾巴喬夫笑著說：“這是遇到老熟人了。”
楊尚昆在宴會上致歡迎詞。他說：“中蘇兩國是山水相連的近鄰，兩國人民有著傳統的友誼。在過去的歲月中，兩國關係經曆了曲折的曆程，今天，我們走到了一個新的起點”。
戈爾巴喬夫致答詞時說：這幾天，在中國首都正在發生著一件從各個角度來講都非同尋常的事件。這就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的，有著7500公裏長共同邊界的國家已將其關係轉到穩固的、健康的基礎上來。這就是30年來我們兩個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進行的首次會晤。
這次會晤來之不易，要求雙方表現出智慧和責任感，堅持不懈地克服很多年來沉重地籠罩在我們關係之上的消極的積垢和成見。
今天，我們有理由說，蘇中關係正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站在中蘇關係的轉折點上，撫今追昔，多少人感慨萬千，悲感交集。
5月15日下午。楊主席同戈爾巴喬夫舉行了會談。
楊尚昆感慨地說：“時間過得真快，兩國領導人很長時間沒有見麵了。”
“蘇聯和整個世界都處於很深刻的變革階段。在這個很重要的階段中，中國和蘇聯都表明了英明和遠見，在改善兩國關係中都做出了貢獻。你剛才說時間過得很快，實在是這樣。所以我們不能再浪費時間了。”
在16日上午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的曆史性會見中，鄧小平似乎看得更深、更遠。他首先回顧了列強對舊中國侵略、壓迫和掠奪的曆史，以及中蘇兩黨兩國的曲折曆程，然後，又把目光投向未來，指出：過去的事情一風吹了，這次會晤可以概括為八個字：結束過去，開辟未來。
曆史是無法回避的，重要的是以什麼樣的態度對待曆史。
5月17日上午，人民大會堂，戈爾巴喬夫向中國學術界發表演說。
俄中和後來的中蘇關係史給我們留下了很大的卻不盡相同的遺產。我主張，關係史上不要留下“空白點”，主張對所有的，其中包括最複雜的事件作出公正的評價。
但是，如果從曆史的大的尺度去處理我們的關係，那麼，勿庸置疑，積極的因素大大地超過不信任和衝突造成的因素。兩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創造了傑出的和各具特色的文明，兩國人民之間的往來給雙方帶來了很多好處。
在蘇中邊界兩側的千百萬人的心中，真誠的相互興趣，深切的相互同情從未媳滅。
當然，具有特別意義的還是本世紀，具有血緣關係的兩大革命——這就是俄國1917年的革命和中國1949年的革命。走上建設新生活道路的工人階級、勞動群眾的團結一致的高尚例子不管在史冊上，還是在活著的一代人的記憶中將永不消失。
我們有權把蘇中最高級會晤看成是一個重要的界眼。一個很長的相互疏遠的時期已經過去。我們將要共同締造我們的未來。
“不到長城非好漢”
長城，這座凝聚著中華民族智慧和汗水的世界曆史文化遺產，以其恢弘的氣勢，曾吸引了多少著名的人士在此駐足、留戀。
17日中午時分，和風麗日，杏黃旗颯颯作響。
戈爾巴喬夫和賴莎登上了長城。
遠遠望去，長城，象一條巨龍，蜿蜒起伏，奔騰欲飛。
睹物思情，此時，戈爾巴喬夫也許沒有中國唐代詩人陳子昂那種“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惟滄然而涕下”的慷慨悲壯之情，但他或許真正理解了鄧小平對他說的那句話：“中國比較貧窮，但堅持獨立自主。”
正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人越聚越多，氣氣越來越熱烈。
麵對歡迎他的人群，戈爾巴喬夫顯得很激動，他不斷地用中文高聲說：“你們好，謝謝”。
當天下午，戈爾巴喬夫接受中央電視台和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記者采訪。他似乎還沉浸遊覽長城的激情之中，於是，巧借長城，直抒胸臆：
首先，我應該說：……我們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希望把人民隔開來的牆更少些，合作應多一些。這是我要指出的第一點。
而總的來說，當你站在這座城牆上，知道它是如何建起來的，什麼時候建成的，你就會想到，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曆史是多麼悠久。我相信，這個國家的人民也會有偉大的前程。
5月18日，中蘇就最高級會晤的成果發表聯合公報。
“雙方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將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國與國之間關係的普遍原則基礎上發展相互關係。”
隨著中蘇最高級會晤的實現，中蘇兩黨關係也從5月16日自然恢複。在聯合公報中，“中蘇雙方同意，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將根據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幹涉內部事務的原則進行接觸和交往。”這種關係，既不是50年代的結盟關係，也不是60、70年的吵架關係。
中蘇最高級會晤完成了，中蘇第二次握手實現了。
兩黨、兩國關係中漫長的疏遠時期已經過去，光明的未來即將來臨。
1989年5月18日晚，戈爾巴喬夫一行結束對中國的訪問，乘專機離開上海回國。
在上海機場，戈爾巴喬夫對前來送行的吳學謙副總理說：“我對這次訪問非常滿意，請向中國領導人轉達我的問候和謝意。這次訪問完成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實現了兩國關係正常化。”
莫斯科優努科沃機場，當地時間18日晚，戈爾巴喬夫對迎接他的中國駐蘇使館臨時代辦張震說：“我們完成了一件大事情。應該說，我們和你們都感到滿意。這次訪問在各個方麵都取得了成功，我們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中蘇第二次握手，不僅對兩國有重要的意義，而且引起了世界輿論的極大關注。
據報道，向中國方麵提出申請，要求采訪中蘇最高級會晤的記者達到1200名，這是中國史無前例的。這些記者包括專程來京的蘇聯記者130多名，臨時來京的其他國家記者800名，港澳台記者近80名，常駐北京的外國記者160名，以及中國大陸記者100多名。美國、日本幾家著名的電視台都派出了最強大的記者陣容。
波蘭《共和國報》認為：“會晤的意義大大超出了兩國關係範疇。還在會晤開始前人們就普遍認為，這是今年世界的大事上最重大的一件。”
美國《商業日報》說：“國際上，經過30年的敵對關係之後，中國和蘇聯都努力重建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這是走向加強區域穩定的一個重大步驟。對中國來說，戈爾巴喬夫的訪問可能象1972年尼克鬆的訪問一樣具有重大的曆史意義。”
有的分析家則是從本國利益的角度看待中蘇會晤的。
日本《讀賣新聞》的文章說：“從地緣政治學的角度看，中蘇握手言和存在著政治、戰略和心理上的限度。美中兩國在不希望蘇聯勢力膨脹這一點上是一致的。”
美國蘭德公司的政治科學部主任喬納森·波拉克從中美蘇戰略三角的角度分析了中蘇關係的變化；“戈爾巴喬夫的北京之行標誌著中美蘇戰略關係的最終解體。中蘇關係的變化將改造中美關係的理論基礎。但改善中蘇關係加強了中國采取外交行動的能力並為反對美降低中美關係提供了新的保證。”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無論人們如何評價中蘇最高級會晤，它畢竟塑起曆史的界碑，這個界碑劃分了兩個不同的時代。
中蘇第二次握手，將以其巨大的魅力成為永恒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