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期，國際形勢風雲變幻，錯綜複雜，世界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世人籠罩在“核冬天”的惡夢之中。
亂雲飛渡仍從容。
鄧小平緊緊追蹤國際形勢發展的最新動向，透過層層雲霧，抓住國際問題的本質所在。
1985年3月，鄧小平果斷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
字珠句璣。15個字撥開雲霧見青天。
一旦國際政治中出現了由對抗轉至對話，由緊張轉向緩和的態勢的時候，鄧小平的目光又伸向了遙遠的前方。
1988年9月，鄧小平會見來訪的斯裏蘭卡總理普雷馬達薩，猛然提出：既要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又要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
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人提出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的問題，因而震動了世界政壇。
12月，會見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代表團時，鄧小平進一步指出，國際新秩序可以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
國際新秩序的提出，充分展示了鄧小平的戰略眼光，為中蘇關係的改善奠定了基礎。
1985年3月11日。蘇共非常中央全會。
提名戈爾巴喬夫出任黨的總書記的黨內元老葛羅米柯說了一句不同尋常和高度讚賞的話：
“此人笑容可掬，但他有著鐵一般的牙齒”。
的確，戈爾巴喬夫一旦出現於國際舞台，就引起世人的極大關注。
尼克鬆評價說他是一個高度智慧，極為老練的世界型人物。他充滿著魅力，這是一種每個人都承認但誰也無法形容的本事。他極為擅長交往。他獲得過法學學士學位；他天生就具有公共關係碩士學位。如果他生在美國的話，他競選公職肯定會大獲成功。一位英國政治家甚至認為戈爾巴喬夫是他在世界上最崇拜的人。
的確，戈爾巴喬夫上台伊始，不僅以狂飆突地的氣勢推動了蘇聯內部的變革，而且在外交方麵表現了非凡的氣度，展現了一種同前代領導人相比絕然不同的風格。他的“新思維”同他優雅的風度巧妙結合，給世界吹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風。
1986年1月15日，在關於徹底銷毀核武器的聲明中，戈爾巴喬夫首次提出“新政治思想”的概念。這個概念一經在各種新聞媒體中頻頻亮相，便在世界上引起極大的反響。
1987年，應美國一出版商的請求，戈爾巴喬夫撰寫了《改革與新思維》，係統闡述了他的思想：
盡管當代世界矛盾重重，盡管這個世界上存在著多種多樣的社會和政治製度，盡管各國人民在不同時期作出的選擇各不相同，但世界是一個整體。我們大家都是地球這條船上的乘客，不能讓這條船翻沉。第二艘諾亞方舟是不會有的。
核戰爭不能成為達到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及任何目的的手段。這個結論具有真正的革命性質，因為它與傳統的關於戰爭與和平的概念徹底決裂。須知，正是戰爭的政治功能一向是它為自己辯護的理由，使它具有“合理的”意義。核戰爭是毫無意義的，反理智的。在全球的核衝突中，既沒有勝利者，也沒有失敗者，世界文明將不可避免地被摧毀。
安全是不能分割的。安全隻能是對大家都一樣的，或者都沒有。它唯一的事實基礎是：承認各國人民和各個國家的利益，承認它們在國際生活中的平等地位。要使自己的安全與國際社會所有成員同樣的安全結合起來。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作為國際舞台上的政治明星，戈爾巴喬夫已成為昨日黃花。千秋功罪，自有曆史評說。
幾年以前，對於被戰爭惡夢所折磨的人類來說，“政治新思維”無異於空穀來風。而戈爾巴喬夫的靈活外交政策，無疑促動了東西方關係的緩和。
經過30年的冰凍時期，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共同完成了中蘇關係的正常化。這是事實。
老態龍鍾，勃列日涅夫伸出橄欖枝，克裏姆林宮的大門悄悄向中國敞開了一道縫；抓住實質；鄧小平說，中蘇之間存在三大障礙。
勃列日涅夫的橄欖枝
回顧曆史，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蘇關係曾瀕於爆炸的邊緣。——自1969年10月20日開始的邊界談判，進行到15輪的時候，於1978年6月無功而止。
——1979年12月27日晚，蘇軍突進阿富汗，威脅中國西部邊境。
——中國北部，百萬蘇軍重兵壓境。SS——20導彈和逆火式轟炸機直指北京。
——中國東部，蘇聯太平洋艦隊頻繁舉行大規模的海陸空聯合演習。自海參崴至越南金蘭灣一線對中國構成月牙型半包圍之勢。
一時間，黑雲壓城，暴雨欲來。
曆史，就是這樣，有時殘酷得不近人情，不容思考。
為消除蘇聯的威脅，中國采取了一係列重大外交行動：
——1979年，鄧小平訪問美國，建立起事實上的同盟關係。
——1978年，鄧小平訪問日本，交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重申反霸條款。
——1979年，中國總理華國鋒訪問法國、聯邦德國、英國和意大利。就重大國際問題交換意見。
1978年底，鄧小平訪問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磋商柬埔寨問題。
畢竟，現代戰爭的殘酷性是無法估量的，在這個問題上，哪個國家也不敢輕言妄動，何況，中國，也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份量。
隨著日月交替，鬥轉星移，有一天，人們突然發現，烏雲緊密的中蘇關係上空，閃出一道陽光。於是，在中蘇之間的日曆上，又多了一個值得注意的日子。
1982年3月24日，76歲的蘇聯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飛赴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首都塔什幹。參加那裏舉行的授勳大會。
塔什幹是一個緯度幾乎與北京相同的中亞城市。在3月春風的吹拂下，到處迷漫著春天的氣息。在這很有象征意義的季節裏，勃烈日涅夫不辭辛勞地在授勳大會上向中國傳遞了特別的信息：
盡管我們過去和現在都公開批評中國領導所奉行的政策（尤其是對外政策）中許多不符合社會主義原則和準則的觀點，但我們從來不想幹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部生活。我們過去沒有否認，現在也不否認中國存在著社會主義的社會製度，雖然北京在世界舞台上同帝國主義的政策相呼應當然是違背了社會主義的利益的。
我們過去和現在從未以任何形式支持所謂“兩個中國的概念”，過去完全承認，現在仍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主權。
從蘇聯方麵說，過去和現在都沒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任何威脅。我們過去沒有，現在也沒有對中國提出任何領土要求，並準備在任何時候繼續就現存的邊界問題舉行談判，以便取得彼此可以接受的解決辦法。我們還準備討論關於在加強蘇中邊界地區的互相信任方麵可能采取什麼措施的問題。
我們清楚地記得那個友誼與同誌合作的紐帶將蘇聯和人民中國聯結在一起的時代。我們從來也不認為我們兩國間的敵對和疏遠狀況是正常的現象。我們願意在不帶任何先決條件的情況下就雙方可以接受的、在互相尊重彼此利益、不幹涉彼此的事務和互利的基礎上，當然是在不損害第三國的情況下改善蘇中關係的措施達成協議。這既涉及經濟、科學和文化關係，也涉及政治關係，但要看雙方將在多大程度上願意在其中的任何一個領域采取某些具體的步驟。
2天以後。北京。
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幹傳出的信息，得到了中國謹慎的反應。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向世界宣布：
我們注意到3月24日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幹發表的關於中蘇關係的講話。在中蘇兩國關係和國標事務中，我們重視的是蘇聯的實際行動。
要使中蘇關係得到實質性的改善，必須采取排除三大障礙的實際行動。即：第一、減少和撤退蘇聯在中蘇、中蒙邊境的駐軍；第二、蘇聯從阿富汗撤軍；第三，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
耐人尋味的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沒有從正麵評價勃列日涅夫的談話，而是采取“注意到”的方式巧妙地表達了中國的重視程度。同時又通過三個障礙擋回了勃列日涅夫踢出的球。
眾所周知，鄧小平是中國外交決策的最高領導人，從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談話中，我們不難看到鄧小平的外交風格。
棉裏藏計，柔中帶剛。
這是中蘇最高領導人的第一次對話：分歧而不失優雅，鬥爭而不失大度。
這種借助於現代傳媒的對話，是遠距離的間接的，需要高超的技巧和卓越的智慧。
9月的第一天，中國共產黨十二大在北京隆重召開。
這次大會是在中美因台灣問題出現麻煩、中蘇展開第一次對話的國際背景下召開的，備受世界輿論的關注。
十二大報告中，在談到中蘇關係時，引人注目的沒有使用“修正主義集團”，“社會帝國主義”這兩個長期曝光於中國報刊雜誌上的專用名詞，相反則特別提到，“中國人民同蘇聯人民具有悠久的友誼，無論中蘇之間的國家關係還處於什麼狀況，我們都將努力維護和發展這種友誼”。
暗示，是現代外交的一個顯著特點。深諳外交技巧的蘇聯老牌外交家葛羅米柯立即敏感地覺察到中國的深遠意義。於是，蘇聯對十二大作了一些客觀報道，電視台播放了有關鏡頭，並播映介紹中國的係列節目。
28天後。蘇聯南部城市巴庫。
勃列日涅夫接過北京傳來的信息，溫和地說：“如果談到亞洲，那麼，在這裏我們認為，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在我要說是合乎常理，互相尊重和互利的基礎上的正常化和逐步健康化，是一種十分重要的事”。
第二次對話，中蘇各得一分。
一種默契在中蘇之間微妙的外交辭令中達成了。
1982年10月3日，蘇聯特使伊利切夫副外長訪問中國，同中國特使錢其琛副外長就改善兩國關係問題進行了開誠布公、坦率和有益的磋商。這是兩國特使的第一輪磋商，它成為此後定期在兩國首都舉行會見的開端。這種磋商，在兩國之間沒有高層往來的情況下，成為兩國交換意見，聯絡感情的最佳渠道。
葬禮外交
莫斯科紅場。肖邦的《葬禮進行曲》。
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蘇聯三位第一領導人的去逝，曾使蘇聯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悲痛之中。
悲痛使人思考。智慧卓越的中國領導人從悲痛中看到了提高中蘇政治交往的契機，於是，一場別具特色的“葬禮外交”巧妙地開始了——。
1982年1]月14日，勃列日涅夫葬禮。中國派遣黃華飛赴莫斯科。16日，黃華會見了蘇聯外長葛羅米柯。雙方就如何排除障礙，進一步推動兩國副外長級磋商以及中蘇關係取得實質性進展的問題，進行了討論。這是1956年以來兩國外長的第一次會見。
1984年2月13日，安德羅波夫葬禮，萬裏副總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前往莫斯科。蘇聯領導人契爾年科和吉洪諾夫會見了萬裏。這是1969年以來中蘇兩國政府領導人的首次接觸。
1985年3月，契爾年科葬禮。李鵬副總理赴莫斯科。新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克裏姆林宮會見了李鵬。李鵬轉達了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戈爾巴喬夫就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衷心祝賀和良好祝願，並表示：“我們願意作出努力發展兩國間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領域的關係，我們認為，對於中蘇兩個偉大的鄰邦、兩個社會主義國家來說，這是十分重要的”。對蘇聯稱“社會主義國家”，這已經是久違了。李鵬所傳達的無疑是一個重要的信息。
70年代初的“乒乓外交”打開了中美兩國人民交往的大門。曆史已給予了恰當的評價。
80年代的“葬禮外交”，又揭開了中蘇解凍的序幕。曆史會怎樣評價它呢？
“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
中蘇關係的改善到了隻爭朝夕的時候了！
一語驚人，鄧小平說：“我願意破例地到蘇聯任何地方同戈爾巴喬夫見麵”。西方驚呼：鄧小平巧妙地從戈爾巴喬夫手中奪走了舞台中心的位置。
開通“羅馬尼亞渠道”
1985年3月11日，契爾年科逝世的第二天，戈爾巴喬夫就被推上了蘇聯最高權力的寶座。世界權力轉移速度的吉尼斯紀錄由此產生。
新紀錄的產生頗使蘇聯《真理報》顧此失彼。同一天，既要表示對契爾年科的悼念，又要對戈爾巴喬夫表示頌禮，實在難以兩全。《真理報》總編不愧是久經沙場的老手，他深諳政治哲學。結果，厚今薄古，第一版是戈爾巴喬夫意氣風發的笑顏，第二版鑲嵌了契爾年科老氣橫秋的遺像。
真可謂物是人非事事休，花開花落兩不同。
以歡樂預示未來，以悲哀送走了過去。
戈爾巴喬夫的上台對中蘇關係意味著什麼呢？
在掌握最高權力以前，戈爾巴喬夫就在國際上獲得了靈活、聰明、務實的聲譽。
1984年12月，戈爾巴喬夫訪問倫敦。英國方麵以通常接待國家元首的規格接待了他。
作為共產黨的領導人，到海德公園拜謁馬克思之墓幾乎已成慣例。
出人意料的是，戈爾巴喬夫沒有到馬克思墓前去獻花，卻去參觀了大英博物館內馬克思博覽群書、創作《資本論》的閱覽室。
此舉一出，轟動了西方新聞界。
當選為總書記以後，戈爾巴喬夫立刻將他靈活、機智的外交作風推向全世界。中蘇問題當然也就跑不過他的眼睛。在他當選為總書記的中央全會上，戈爾巴喬夫坦率而又熱情地說：“我們希望認真改善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並且認為，隻要雙方都願意，這是完全可能的”。
3月14日，參加契爾年科葬禮的中國副總理李鵬到達莫斯科。
戈爾巴喬夫一掃前任領導人的拘謹，果斷邀請李鵬到克裏姆林宮。他對李鵬說：“蘇聯希望蘇中關係得到重大改善。蘇中之間應繼續進行對話，提高對話級別，縮小分歧，經過雙方努力在更廣泛的領域裏取得進展。”
戈爾巴喬夫向中國伸出了第一枝橄欖枝。
3月28日。北京。
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會見日本自民黨副總裁二階堂進。
鄧小平提到：“蘇聯建立戈爾巴喬夫體製以來，在整個姿態和言論上好象對中國有了變化，但還不是根本性的變化”。
通過在外交場合的公開談話，鄧小平表示了戈爾巴喬夫就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祝賀，期待和願望也暗含其中。
4月17日。人民大會堂。鄧小平會見比利時首相馬爾滕斯。比利時記者事前已經得知，鄧小平經常有先對記者講幾句話的雅興。不知是鄧小平心情好，還是比利時記者麵子大，鄧小平竟一反慣例，在正式會見前回答了記者的提問。
得到鄧小平肯定的回答，比利時記者又驚又喜，這可是個千載難逢的機遇，更何況是鄧小平的特殊優待呢？一定得問個代表水平的問題。他鎮定了一下，脫口而出：
“到目前為止，阻礙中蘇關係正常化的三個問題中，你認為哪一個最難解決？換句話說，對你們來說在哪個問題上你們最堅持？”戈爾巴喬夫上台以後的對華言論和姿態，已引起了鄧小平的密切注意。能不能以此為契機，開啟中蘇關係的新航程呢？比利時記者的問題實質上是在探察中國在戈爾巴喬夫上台以後對中蘇問題的反映。
鄧小平似乎對比利時記者的問題早有準備，他冷靜地回答：“這三個問題同等重要。中蘇關係要真正實現正常化，必須逐步消除這三個障礙，因為它們構成了對中國的威脅。如果說，同時消除這三個障礙在蘇聯方麵有困難，我們認為可以逐步來消除，可以先從解決其中的一個問題做起。看來，對蘇聯來講，比較容易做到的事是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這樣做對蘇聯沒有任何損害，蘇聯仍然能保持同越南的關係。如果蘇聯方麵抱著明智的態度，就可以先從這件事情做起。”
鄧小平在三大障礙上的看法，同中國政府的公開立場一致，銜接，但又不失靈活、變通，而且現實地考慮到蘇聯的利益，可謂語義深刻，態度釋然。
1957年，毛澤東訪問蘇聯，對赫魯曉夫說：“這個人（鄧小平）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是難得的人才。”
偉人斯言，如日月之光也。
時隔數月，身為戰略家的鄧小平大氣磅礴，果斷采取了一個重大行動。由於極為保密，行動在當時卻無法成為一條轟動的新聞。
1985年10月。人民大會堂。鄧小平與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熱烈擁抱，親切交談。
羅馬尼亞推行獨立自主的現實主義外交政策，同世界各國保持著較為密切的關係。1972年，在歡迎齊奧塞斯庫的宴會上，美國前總統尼克鬆第一次公開稱新中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向中國傳遞了改善關係的信息，從而有了中美關係史上的“羅馬尼亞渠道”。在中蘇關係上，齊奧塞斯庫也一直被認為是傳遞信息的“青鳥”。
會見快要結束時，鄧小平忽然問齊奧塞斯庫：“你可以見到戈爾巴喬夫嗎？”
“這個月將在索非亞舉行華約政治協商委員會會議”。齊奧塞斯庫回答。
“給我帶個信好不好？”
“好”。
鄧小平於是鄭重地說：“如果蘇聯同我們達成諒解，敦促越南從柬埔寨撒軍，如果能辦到，我願意同戈爾巴喬夫會晤”我將轉達。或許由於事關重大，或許由於軍人出身，齊奧塞斯庫竟象接受首長的命令一樣，幹脆地回答。
這時，鄧小平朝沙發背上靠了一下，用舒緩的語氣說：“中蘇之間有三大障礙，這個問題首先要解決”。
100個字的對話，傳遞了一個如同尼克鬆訪華的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信息。
一個偉大的戰略決策就這樣作出了。
中蘇最高級會晤的曆史進程開始了。
在場的記者當即請示：“小平同誌，此事要不要在報道中反映一下？”
鄧小平想了片刻，回答說：“不必了吧？”
戈爾巴喬夫無疑得到了這個信息。
在北京會晤中，鄧小平高興地對戈爾巴喬夫說：“3年前，我請齊奧塞斯庫同誌給你帶口信，希望中蘇之間能夠消除三大障礙，早日實現我們之間的見麵和對話。”
戈爾巴喬夫回答道：“我記得此事。這對我們的思考是一個促進。而且，看起來一切做得很及時。”
一個偉大的政治家，總是能夠站在時代的前列，高瞻遠矚，洞燭機先，因勢利導，把握時機，在堅持原則中靈活地運用適當的方法，化解矛盾，求同存異。
在促動中蘇關係的改善中，鄧小平冷靜的頭腦、遠大的眼光，堅強的毅力、展示了一個偉大政治家的博大胸懷。
把球踢給戈爾巴喬夫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
英法聯軍攻下大沽口，瘋狂向北京進發。所到之處，火光衝天，屍骨遍野。
鹹豐皇帝落荒而逃。丟盔卸甲，塵土飛揚。
俄國趁火打劫，出兵東北。
腐朽透頂的清政府屈膝投降，被迫同英、法、俄簽訂了《北京條約》。
《中俄北京條約》規定：烏蘇裏江以東，包括庫頁島在內的40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劃給俄國。
中國的大好河山再次喪失！
沙俄奪取海參崴以後，更名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為：“統治東方。”
經過長期經營，到20世紀80年代，海參崴已發展成為一個美麗的海港城市和蘇聯最大的海軍基地。在長期的冷戰氛圍中，這個太平洋畔的名珠一直籠罩著神秘的麵紗。
1986年7月28日，一架伊爾S2型飛機降落在海參崴機場。艙門打開了。戈爾巴喬夫款款走向舷梯。
這一天，戈爾巴喬夫就中蘇關係向歡迎他的人群發表了演說：
我要重申：蘇聯準備在任何時候和任何級別上同中國最認真地討論關於創造睦鄰氣氛的補充措施問題。
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把我們隔開的邊界，將變成和平與友好的地帶。邊界線的正式走向可以以主航道為界。
蘇聯將分階段地從阿富汗撤軍，1986年底前從阿富汗擬出6個團。
目前，我們正在同蒙古領導人一起，研究關於相當一大部分蘇軍撤出蒙古的問題。
1986年12月，美蘇首腦將相聚於雷克雅未克，進行第二次會談。
在美蘇首腦會晤之前，戈爾巴喬夫不遠萬裏，來到這個同中國近在咫尺的城市，就中蘇之間的障礙問題沿著中國要求的方向走出了最遠的一段距離。戈爾巴喬夫這樣做的用心何在呢？或許，在這個麵對太平洋的城市，他的聲音能夠傳得遠些，更遠些——
傳到日本、傳到中國、傳到美國……
戈爾巴喬夫在中國大門口的講話，或許來得太突然了，中國的公開反應竟遲遲不見出台。
這可急壞了關心中蘇關係的人們。更引起了蘇聯的種種猜測。
終於，時隔9天以後的下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出來講話了：
“我們注意到了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7月28日在海參崴的講話。我們認為他講了一些過去沒有講過的關於改善兩國關係的新話。”
反應不冷不熱。沒有批評沒有歡迎。
但細心的人們發現，這次發言人對戈爾巴喬夫的稱謂用的是“總書記”，而當年對勃列日涅夫的稱謂則是“主席”。幾字之差，意義深遠。
果然，8月13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吳學謙約見了蘇聯駐華使館臨時代辦費多托夫，就戈爾巴喬夫的講話作了更進一步的反應：
中國方麵注意到戈爾巴喬夫總書記7月28日在海參崴講話中就改善中蘇關係所講的一些話，對此我們予以重視並表示歡迎。
說到這裏，吳外長停頓了一下，然後強調指出：“講話中對一些問題的闡述離消除三大障礙距離尚遠，特別是回避了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問題，中國方麵是不滿意的。越南從柬撤軍，公正合理地解決柬埔寨問題是中國方麵最感關切的問題。中國方麵真誠地希望早日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希望蘇方認真考慮中方的意見”。
刨根問底，是新聞記者的職業愛好。職業敏感告訴他們，戈爾巴喬夫的海參崴講話中，蘇聯準備同中國在任何時候任何級別上舉行最嚴肅認真的會談，這明明是向中國最高領導人踢出的球。鄧小平，這位中國老資格的政治家，在中蘇關係上難道會輕易地失掉一分嗎？
9月2日的北京，陽光明媚，秋意襲人。
10時許，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來到中南海岸邊的紫光閣。在這裏，他將接受美國記者華萊士的電視采訪。這將是對這位82歲老人的一次智慧和精力的考驗。
三台攝像機在六名美國電視技術人員的操縱下開始轉動。閣內悄無聲息。
已有充分準備的華萊士開始提問了。
“您對戈爾巴喬夫最近在海參崴的講話有何看法？”
盡管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和中國外交部長已就這個問題談了中國政府的觀點，但新聞記者的職業特點仍驅使華萊士首先提出這個問題。
“戈爾巴喬夫講話也表明，他的步子邁得並不大。在戈爾巴喬夫發表講話後不久，蘇聯外交部官員也講了一篇話，調子同戈爾巴喬夫的不一樣。這就說明，蘇聯內部對中國政策究竟怎麼樣。我們還要觀察。”
華萊士離開提問提綱，接著問：“您以前有沒有見過戈爾巴喬夫？”
“沒有”
“您是不是想見見他？因為他說過，他願意同你們在任何時候，任何級別上談任何問題。您願意同他進行最高級會晤嗎？”華萊士緊緊追問道。
鄧小平平靜地回答：“如果戈爾巴喬夫在消除中蘇三大障礙，特別是在促進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問題上走出紮紮實實的一步，我本人願意跟他見麵。”
談到這裏，華萊士犯了個不大不小的錯誤，他應接過鄧小平的話，追問對方準備怎麼與戈爾巴喬夫見麵，在什麼地方見麵，可他卻直接轉問了越南問題：
“越南人今天發表講話，表示願意和中國進行談判，以便結束中越之間的困難局麵。”
這時，在電視監視器屏幕前“督戰”的節目製作人，站起來皺了下眉頭，對這一敗筆感到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