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他在對外經貿大學的大禮堂，發表了熱情的演講。他說：
有人說在美國，人們以十年為單位來考慮問題；在歐洲，人們以一代人為單位來考慮；而在中國，人們以世紀的眼光來考慮；曆史的偉大延伸正是以世紀來衝量的。由於我們以世紀的眼光來考慮問題，我們在盡最大努力為偉大目標而奮鬥時就受到鼓舞。……我的大半生是在20世紀中度過的，而你們的大半生將在21世紀中度過。有一點我是確信不疑的：如果沒有中美兩國人民的合作，那麼要使21世紀成為全人類和平與進步的世紀將是不可能的。這就是我對中國所抱的希望，這就是我對世界所抱的希望，這也是我對你們——中國的新一代所抱的希望，你們的任務將是幫助實現這一美好的願望。
尼克鬆的演說，博得了熱烈的掌聲。當外貿係五年級學生拿出尼克鬆的著作《真正的戰爭》請他簽名並詢問他今後的寫作計劃時，尼克鬆回答說：“我以前寫過一些書，談到中美關係問題。這次訪問之後，我準備繼續向美國人民介紹中國的情況。”
9月6日，鄧小平在一個幽雅的人民大會堂小客廳裏為尼克鬆宣布百萬裁軍後兩個月，8月初的時候，鄧小平接見了英國著名出版界人士、《鏡報》集團董事長、出版英文版《鄧小平文集》的培格曼公司總經理羅伯特·巴克斯韋爾。
鄧小平對他說：“星球大戰，幹不得。”
頓了頓，他吐出一口煙，使勁地搖著右手，說：“星球大戰，同增加幾個核彈頭，改換幾個新型號的導彈有著質的不同。它會使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軍備競賽發生質的變化。”
鄧小平向尼克鬆保證中國的政策是有連續性的。
這年夏天，鄧小平和往常一樣，去北戴河度假。他在大海裏遊泳的照片至今還讓人記憶猶新。
從北戴河回來，第一件外事活動就是接見尼克鬆。
尼克鬆1974年因“水門事件”被迫辭去總統職務，回到加利福尼亞，深居簡出。六年以後，他在紐約買了一套豪華公寓房間，逐漸“重返美國社會”。1981年，他受裏根總統委托，和前總統福特、卡特一起去開羅參加埃及前總統薩達特的葬禮後。開始接受電視台采訪，對國際重大問題發表見解。他還撰寫回憶錄和文章，同時為裏根政府出謀獻策。一些美國評論家認為尼克鬆逐漸成為“風雲人物”。
在中國，尼克鬆這個名字可謂家喻戶曉。13年前，尼克鬆就以他的遠見和卓識，毅然訪問中國，開拓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進程。1981年他出山後，就曾建議裏根，美中關係在第二個十年的重點應轉移到發展經濟合作、使兩國關係具有更廣泛、持久的基礎上來。
尼克鬆雖說是以私人身份前來北京，但誰都清楚，裏根派這位老朋友來一是要溝通一下中美關係，二是探聽一下中國幾年改革以來的結果如何，尤其是看看在新老班子交替的情況下，中國的改革政策有無保證。
1985年9月3日，尼克鬆一行到達北京。
中國人將他安排在國賓館，並由吳學謙外長為他接風，顯然是超級接待。
第二天，尼克鬆參訪了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他到這所大學來的一個主要目的是以此作為一種促進美中經濟關係主導方向的象征。
尼克鬆雖然白發盈頭，仍然精神矍爍，笑聲朗朗。他和中國官員談笑風生，不減當年做總統時的風采。
下午，他在對外經貿大學的大禮堂，發表了熱情的演講。他說：
有人說在美國，人們以十年為單位來考慮問題；在歐洲，人們以一代人為單位來考慮；而在中國，人們以世紀的眼光來考慮！曆史的偉大延伸正是以世紀來衡量的。由於我們以世紀的眼光來考慮問題，我們在盡最大努力為偉大目標而奮鬥時就受到鼓舞。……我的大半生是在20世紀中度過的，而你們的大半生將在幻世紀中度過。有一點我是確信不疑的：如果沒有中美兩國人民的合作，那麼要使21世紀成為全人類和平與進步的世紀將是不可能的。這就是我對中國所抱的希望，這就是我對世界所抱的希望，這也是我對你們——中國的新一代所抱的希望，你們的任務將是幫助實現這一美好的願望。
尼克鬆的演說，博得了熱烈的掌聲。當外貿係五年級學生拿出尼克鬆的著作《真正的戰爭》請他簽名並詢問他今後的寫作計劃時，尼克鬆回答說：“我以前寫過一些書，談到中美關係問題。這次訪問之後，我準備繼續向美國人民介紹中國的情況。”
9月6日，鄧小平在一個幽雅的人民大會堂小客廳裏為尼克鬆擺了一桌筵席。圓桌上擺著尼克鬆13年前訪華時曾品嚐過的茅台酒。
81歲的鄧小平舉杯向尼克鬆敬酒：“為我們的友誼，為你的健康長壽，幹杯”。
尼克鬆臉上泛起笑容，他說：“與13年前相比，我喝不了那麼多了。但我很喜歡這種烈性酒。”
說完，他同鄧小平一起把杯中物一飲而盡。
尼克鬆看著鄧小平曬得黝黑的臉孔說：“你真健康。”
鄧小平不無自得地說：“那是下海遊泳留下的成績。”
尼克鬆說：“我也很喜歡大海。我很羨慕你還能下海遊泳。”等翻譯完華，他又補充：“你做了許多事情。記得你以前說過，你要讓年輕人多承擔一些工作。這次我來北京見到他們了，我感到他們是很有能力的人。”
接著雙方從中美文化交流談到經濟關係，從經濟關係談到戰略關係。
對於美國的星球大戰計劃，鄧小平斬釘截鐵地說：
“我們擔心的是軍備競賽的質的升級。我們反對一切外空軍備競賽。無論誰搞外空武器，我們都不讚成。”
尼克鬆本來想高談闊論地闡述美國搞星球大戰計劃的種種理由，鄧小平這一說，他頓時涼了半截。他心裏明白，裏根交給他的任務不太好完成啦，誰要他撞上了鄧小平呢！
尼克鬆不愧是尼克鬆，年輕時他在大學裏學法律和經濟學，他決定把話題轉移到中國內部事務上來。
他說：“中國正在進行艱苦的創造性的努力，旨在創立一個適合中國目前曆史時期和發展階段的製度。中國在這方麵取得的成就，在我13年前首次來訪時是無法想象的。”
接著，他以讚揚的口氣對中國的改革發表看法：
“基於目前中國改革的成果，她有能力使自己的傳統適應當今世界，而且有能力更新其結構，以使中國在進入21世紀時成為一個偉大的進步的民族，一個自身堅定獨立，並維護其他民族享有獨立和同等權利的國家。”
針對尼克鬆的評價，鄧小平作了番說明，他說：
“七年來的實踐證明我們實行的有關改革的政策是成功的。去年下半年，改革已從農村擴大到城市，實際上開始了全麵的體製改革，他說，如果當前的經濟改革能夠成功，這將為中國本世紀和下個世紀長期穩定發展奠定基礎。”
尼克鬆點了下頭，表示讚同。他最關心的——當然也是裏根政府和美國商人最關心的，就是中國改革的連續性。
因為在美國人看來，中國的形勢總是比較神秘，有時是難以捉摸的。
尼克鬆試探著說：“如果中國的改革繼續下去並取得成功，不僅對中國有利，而且會給第三世界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樹立榜樣。中國的改革將具有感染力。中國的改革是不會後退的。後退隻會帶來麻煩。”
鄧小平似乎早料到客人會提出這方麵的疑問，他一字一頓地說：
“中國的現行政策的連續性是有保證的。美國朋友和外國朋友請放心。”
這話顯然不隻是對尼克鬆說的。它是中國最高層領導人給外國朋友吃的定心丸。
這話既反映了中國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的主觀願望，也更重要的是對中國形勢的一種科學估計。
事實證明，這種估計是對的。
現在，當中國經濟以年增12%左右的速度扶搖直上的時候，尼克鬆就更能領會鄧小平所作的保證的價值了。
會後，尼克鬆仿佛還從近一個小時的會談中恢複不過來。在回答記者們的提問時，他很是充滿信心的說：“這次訪問給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中國現行政策的連續性得到保證。81歲的鄧主任注意組織第二、第三梯隊，以繼續中國的經濟改革政策。”
末了，他補充評論說，世界上許多偉大的領導人，他們自己是強有力的，但卻不願意考慮接班人，但鄧主住注意推舉年輕人，這是很英明的。
的確，人們現在回顧剛剛過去的80年代，會明顯地感受到，在迎接國際和國內挑戰方麵，鄧小平打了一個勝仗。
一個比淮海戰役大得多的勝仗。
風雲記者“考問”風雲人物，鄧小平給毛、周、江青和他自己打分，六年後，華萊士“複試”來了。
沉著應付女記者的逼問
1980年初秋，一輛轎車載著一位風雲人物駛進中南海。
奧琳埃娜·法拉奇此刻正坐在車裏，思考著如何“刁難”中國那位幾上幾下的政壇風雲人物鄧小平。
十餘年來，法拉奇的名聲已風聞全世界新聞界。她具有她的祖宗輩馬可·波羅一代的意大利人那樣的探險精神，喜歡與世界風雲人物來“單挑”——對一的采訪。越南戰爭、中東危機、兩德緩和、西班牙政變……每一件具有世界影響的事件，她都決不放過，必親自采訪當事人而後快。
也許正是她的名氣和精神，才使他贏得了單獨采訪鄧小平的殊遇。76歲的鄧小平喜歡迎接挑戰的脾氣似乎絲毫不減當年。
法拉奇以提問尖銳、言辭潑辣，善於抓住敏感問題而著稱。基辛格博士也曾被她誘問得吐露了隱秘。
“接受法拉奇采訪是我一生最愚蠢的事情。”基辛格事後後悔不迭。
善於利用新聞界透露自己的見解、思想和計劃，解釋中國的現行政策和形勢，是鄧小平搞外交的一大特色。
1980年，中國共產黨正在就“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幫”的事進行徹底嚴肅的反思和總結。尤其是對毛澤東晚年的評價問題，它直接關係到新一代領導人的方向和中國政局的走向。
是年2月30日，懸掛在人民大會堂的兩幅毛澤東畫像被取下，兩塊永久性標語牌也被拆除。
全國都在悄悄進行著這一行動。
風雲記者們敏感地意識到此舉的重大意義。
法拉奇捷足先登。8月21日和23日，她分兩次共4小時采訪了鄧小平。
中南海一個古色古香的客廳裏。
法拉奇按下了錄音機的錄音鍵，拿起筆記本。然後，她單刀直入：
“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遠保留下去？”
“永遠要保留下去。”鄧小平快人快語，保留毛主席像意味著對毛澤東思想的堅持，不能含糊。接著他作解釋：
“過去毛主席像掛得太多，到處都掛，並不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也並不能表明對毛主席的尊重。盡管毛主席過去有段時間也犯了錯誤，但他終究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拿他的功和過來說，錯誤畢竟是第二位的。他為中國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殺的。從我們中國人民的感情來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締造者來紀念。”
法拉奇看了一下提問單，仍然咬著毛澤東的錯誤不放，她說：“對西方人來說，我們有很多問題不理解。中國人民在講起‘四人幫’時，把很多錯誤都歸咎於‘四人幫’，說的是‘四人幫’，但他們伸出的卻是五個手指。”
對於法拉奇的暗示，鄧小平覺得沒有回避的必要，正好借機把這個問題講清楚。他繼續談下去：
“毛主席的錯誤是和林彪、‘四人幫’問題的性質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後期，特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錯誤的，而且錯誤不小，給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帶來許多不幸。……這不僅是毛澤東同誌本人的缺點。我們這一些老一輩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責任的。……‘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鄧小平思路清晰，談風頗健。
法拉奇似乎著了迷，她對於鄧小平600多字的說明無動於衷，看來她是咬定了毛澤東的錯誤這個問題了。她追問下去：
“你說在後一段時間毛澤東身體不好，但劉少奇被捕入獄以及死在獄中時，毛澤東身體並不壞。過去還有其他錯誤，大躍進難道不是錯誤？照搬蘇聯的模式難道不是錯誤？對過去這段錯誤要追溯至何時？”
鄧小平順水推舟，繼續談“錯誤”：
“錯誤是從50年代後期開始的。比如說，大躍進是不正確的。這個責任不僅僅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我們這些人腦子都發熱了。完全違背客觀規律，企圖一下子把經濟搞上去。主觀願望違背客觀規律，肯定要受損失。但大躍進本身的主要責任還是毛主席的。當時，經過幾個月的時間，毛主席首先很快地發覺了這些錯誤，提出改正這些錯誤。由於其他因素，這個改正沒有貫徹下去。1962年，毛主席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自我批評。但畢竟對這些教訓總結不夠，導致爆發了‘文化大革命’。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願望來說，是出於避免資本主義複辟的考慮，但對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首先把革命的對象搞錯了，導致了抓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打擊了原來在革命中有建樹的、有實際經驗的各級領導幹部，其中包括劉少奇同誌在內……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錯誤，這個錯誤不算小。另一方麵，錯誤被林彪、‘四人幫’這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了。他們的目的就是陰謀奪權。所以要區別毛主席的錯誤同林彪、‘四人幫’的罪行。”
至此，法拉奇總算滿意地結束了她關於毛澤東的錯誤的追問。鄧小平巧妙的將黨的決議和談話結合起來，從宏觀上回答法拉奇的提問，甚為高明。法拉奇雖然暫時放棄了追問錯誤，但她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弄清楚中國最高領導人對功與過的看法，尤其是對一些主要人物包括鄧小平自己在內的看法。
她首先提到鄧小平自己。她說：
“據說，毛主席經常抱怨你不太聽他的話，不喜歡你，這是否是真的？”
鄧小平沒有回避。
“毛主席說我不聽他的話是有過的。但也不隻是指我一個人，對其他領導人也有這樣的情況。這也反映毛主席後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說，有家長製這些封建主義性質的東西。他不容易聽進不同的意見。毛主席批評的事不能說都是不對的。但有不少正確的意見，不僅是我的，其他同誌的也在內，他不大聽得進了。民主集中製被破壞了，集體領導被破壞了。否則，就不能理解為什麼會爆發‘文化大革命’。”
法拉奇見鄧小平仍然避開了自己，她隻好把話題轉移到另外一個人：周恩來身上。她說：
“在中國有這麼一個人，他在任何時候都沒有碰到過。這就是周恩來總理。為什麼周總理一直在台上，一直在掌權，雖然有的時候他也處在很困難的地位，也不能糾正當時那些錯誤？”
鄧小平不無尊敬地說：
“周總理是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時間總超過12小時，有時16小時以上，一生如此。我們認識很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住在一起。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個兄長。我們差不多同時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誌們和人民很尊敬和愛戴的人。‘文化大革命’中，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
接著法拉奇又問中國該如何避免“文化大革命”一類的錯誤，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指出：
“這要從製度方麵解決問題。……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曆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製。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製度和社會主義法製。隻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很快，法拉奇又將話題轉移到中國的開放政策和改革政策上去，鄧小平都一一作了回答。
繞了半天圈子後，法拉奇再次把話頭對準鄧小平。她說鄧小平提到了那麼多的老一輩革命家的名字，為什麼不提自己？
鄧小平微微一笑，說：“我算不了什麼。當然我總是做了點事情的，革命者還能不做事？”
最後，法拉奇把問題對準江青，她問：
“對江青你覺得應該怎麼評價，給她打多少分？”
“零分以下。”鄧小平脫口而出，不加思索。
法拉奇似乎仍沒有把話問完，她看看表，繼續追問她最關心的問題：
“你對自己怎麼評價？”
頗為棘手。鄧小平這回是拿定了主意，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毫不含糊。
“我自己能夠對半開就不錯了。”他說，但有一點可以講，我一生問心無愧。你一定要記下我的話，我是犯了不少錯誤的，包括毛澤東同誌犯的有些錯誤，我也有份，隻是可以說，是好心犯的錯誤這兩次一對一的采訪使法拉奇對鄧小平深為佩服。
五年之後，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納塔訪問中國，談笑間鄧小平提及當年他與法拉奇的交鋒，他說：
“她問了許多難回答的問題，我總算通過了考試。”
不僅是鄧小平通過了考試，而且是中國通過了考試。
華萊士“複試”來了
六年後。
六年間，中國的變化隻能用一個詞形容：翻天覆地，對於中國的變化，外國人總感到驚奇，總覺得中國象一個謎。要揭開謎底，就得找它的總設計師鄧小平。
於是，剛從海濱回京的鄧小平，迎來了一位“考官”和揭謎的人：美國三大電視網之一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六十分鍾”節目主持人華萊士。
如果說法拉奇是初試小平的話，華萊士就是複試鄧小平了。一個目睹了中國的改革之初，一個了解了中國的改革大潮。
整個80年代，鄧小平隻單獨接見過這兩位西方記者。其意義非同一般。
華萊士出生於一個俄國猶太人移民家庭。自1968年起，他就出任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六十分鍾”節目主持人。曆經十數載，這個節目在美國已家喻戶曉。其主要原因在於華萊士本人的敬業精神，同時一係列重大事件也給了他機遇。比如越南戰爭、水門事件、中東戰爭、薩達特遇刺等等。
等他把錄像機對準東方時，他猛然發現，這頭睡獅已經在蘇醒了，他為自己錯過了幾年時間而懊惱，於是來了個亡羊補牢之行。
1986年8月，華萊士帶領一個攝製小組來到中國，看到了中國社會一片欣欣向榮，看到了鄧小平製定的政策是那樣深入人心。在廣東珠江三角洲，他發現農民生活得很不錯，有摩托車、彩電，自己蓋新房，印象十分深刻。
他決計要向鄧小平親自探問個中緣由。
9月2日上午，中南海紫光閣。
紅柱、紫窗、碧瓦。
接待室裏，六名美國攝影記者將鏡頭焦距對準了鄧小平和他身邊的華萊士。鄧小平身穿嶄新的黑色中山服，腳蹬鋥亮的黑皮鞋，在白色強光照射下，越發整潔而樸素。
華萊士早就進入角色，他略顯緊張地說：
“我把今天同您的交談看成是一次非常難得的機會，因為象您這樣的人物，我們記者不太容易得到專訪的機會。”
華萊士所言極是。不過他忘了這樣一句：一旦接受專訪，就會有重要消息要向外界透露。這種方式目前在各國外交中已普遍采用。
鄧小平微微一笑：“我隻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
華萊士說：“我希望我們在一起的一小時對您是有趣的。”“我這個人講話比較隨便。因為我講的都是我願意說的，也都是真實的。我在我們國內提倡少講空話。”
的確，從1979年鄧小平對布熱津斯基說“我是軍人，喜歡講話痛快”到現在，他已靠他的誠實、坦率贏得了外國人和中國人。
華萊士的采訪從中國對蘇關係、台灣問題講起。一直談到中美關係和中國內政。前兩個問題前幾章裏別有記述，這裏主要展示一下後兩個問題。
由於這個節目製作完以後要在美國播，所以華萊士先設計一個富於人情味的問題，他問鄧小平：“不知您有什麼話要對裏根總統說？”
鄧小平往前靠了靠，對著鏡頭說：
“在裏根總統和夫人訪問中國時，我們就認識了。我們相互間的談話是融洽的和坦率的。我願意通過你們的電視台，轉達我對裏拫總統和夫人的良好祝願。我希望在裏根總統執政期間，中美關係能有進一步的發展。”
然後華萊士話鋒一轉，問了中美之間的障礙：台灣問題。鄧小平作了入情入理、透徹簡明的分析。
華萊士看看表，還有十多分鍾。便轉入中國內務問題。他象一位美商的代理人那樣發問了：
“中國談到，搞現代化，發展經濟，需要西方的資金。但現在西方投資者抱怨同中國做生意太難，存在一些問題，房租太高，談合同爭吵不休，各種稅收名目繁多，勞動力太貴，貪汙、受賄，還存在著官僚主義。您是否了解這些情況？”
看來，華萊士的嘴皮子功夫不亞於法拉奇。他的提問是很尖銳、很挑剔的，帶有抱怨的批評的色彩。要是按中國一般官方的作法，隻要回答：“我們注意到了這些情況，正在設法改善”一句話擋住就行了。但是，那不是鄧小平的風格。那樣做就過於官僚氣，太強硬，外交味太濃，使外商聽到了覺得中國有意回避，誠意不足。
鄧小平的風格是：你問題正麵來，我正麵迎接你。讓你聽個明明白白。
果然，鄧小平坦率地說：“我了解，是有這種現象。因為這對我們來說是一種新事物，有一些差錯是難免的。我們正在著手改變這種現狀。外國投資者有這些意見，我能理解。投資不賺一點錢，那不可能，那誰願意？我們正在采取一些有效措施，解決這些問題，但解決也隻能是逐步的。”
鄧小平說到這裏停了一下，他有意朝著鏡頭方向說我相信，外國廠商提出的這些問題可以逐步得到解決，就是解決了這些問題，還會有新的問題產生，這些新問題也要解決。作為領導來說對這些問題要摸索情況，作出有力的措施，加以解決，也還有一個教育幹部的問題。
華萊士滿意地點點頭，他提了個許多人都弄不清楚的問題：“現在中國領導提出致富光榮的口號，資本主義國家很多人對這些感到意外，這個口號同共產主義有什麼關係？”
其實，不僅外國人感到意外，中國也還相當一批人難以接受這樣一個口號。鄧小平也覺得這個問題提得好。有必要再次向國內外闡述這個根本問題。他侃侃而談：
我們經曆了“文化夫革命”關於共產主義，“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種觀念，寧要窮的共產主義，不要富的資本主義。我在1974年、1975年重新回到中央時就批駁了他們這種觀點，正因為我批駁了這種觀點，當然還有其他原因，結果我又被打下去了。當時我主要告訴他們沒有窮的共產主義，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共產主義物質極大豐富。因為物質極大豐富才能夠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是共產主義的原則。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當然，社會主義是一個很長、很長的曆史階段。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任務是為進入共產主義創造物質條件。所以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來，社會物質財富不斷增長。不能有窮的共產主義，同樣也不能有窮的社會主義。致富，不是罪過。社會主義財富屬於全民。社會主義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第二是共同致富。
我們的政策是允許一部分人先好起來，允許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快地實現共同致富。正因為社會主義的原則最終要達到共同致富，所以我們的另一個原則是我們的政策不至於導致兩極分化。就是說，不會導致富的越富，貧的越貧。坦率地說，我們不會導致產生新的資產階級。百萬富翁很難在我們社會主義製度下產生。
這一篇演說，真叫華萊士聽了個明白。接著他提了一個去年尼克鬆訪華時同樣關心過的問題：關於中國的政策連續性。他問：
“在過去幾年中，在您領導下，中國的現代化搞得不錯，經濟在發展，人們不象以前那樣擔心害怕，但是在您以後情況會怎樣？是否會回到以前的狀況？”
鄧小平毫不猶豫地回答說：
肯定不會。因為確定現行政策會不會發生變化的主要標誌是，現行政策對不對？對國家對不對？對人民對不對？人民日子是不是逐步好過一些？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現行政策隻要一改變，人民生活肯定會下降。如果人民認為現行政策是正確的，誰要改變現行政策，誰就會被打倒。
華萊士又搬出了毛澤東，繼續追問：
“毛澤東逝世已經十年，他對現在的一些事會怎麼看？現在的領導人主張致富光榮，主張個人幸福，允許私人辦企業，準備搞政治改革，人民有了言論自由，這一切同毛澤東的主張都不一樣，毛澤東會怎麼看？”
“有些不一樣，但有些原則還是一樣的。”鄧小平說，“現在毛澤東思想還是我們的指導思想。我們有一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解答了這些問題。”
接著，就著華萊士的提問，鄧小平作出論斷：中國目前正在進行的實質上是一場革命。
作出這樣的論斷是很需要些勇氣的。
改革的確是一場新的革命。現在人們都體會到了這句話的份量。
這時候，采訪已經超過一小時了。華萊士很遺憾看了看提問單說：“最後一個問題。您是中國的第一號領導人物，您準備在主要領導人和主要顧問的位子上麵留多長時間？”
看來，記者們的最後一個問題都善於落腳到采訪對象個人身上。這回鄧小平又對自己作了一番就讓意味深長的解釋。他說：
“我提倡廢除終身製，而且我提倡建立退休製度。你也知道，我同法拉奇談話時說，我幹到1985年就行了。現在超過一年了。現在我正在考慮什麼時候退休。就我個人來說，我是希望早退休。但這個問題比較困難，在黨內和人民當中很難說服。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對現行的政策繼續下去比較有利，也符合我個人向來的信念。但這種事還要做更多的說服工作。最終我是一個共產黨員，要服從黨的決定。我是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要服從人民的意願。我還是希望能夠說服人民。”
華萊士笑著附帶問了一句：“您當時告訴法拉奇，準備1985年退休，您準備對華萊士作什麼表示呢？”
鄧小平認真地說：“我坦率地告訴你，我正在說服人們，我明年在黨的十三大時就退下來。但到今天為止。我遇到的都是一片反對聲。”
“複試”分數：100分。
華萊士結束了對鄧小平這次難忘的采訪，離開了正在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中國。他帶回去不少珍貴鏡頭，他看到的中國，他眼中的鄧小平，都攝入了他的鏡頭。這些鏡頭，將幫助更多的外國人認識中國，認識中國當代傑出的政治家——鄧小平。
布什重遊北京，兩國往來出現新問題。鄧小平對布什說：“即使我們作為打橋牌的對手，我們也會是很友好的。”
從主任到總統的中國通
《人民日報》1989年2月27日頭版頭條登載了新聞：
“鄧小平會見並宴請老朋友布什”
文章配上了大幅照片；鄧小平身著中山裝，微笑著稍走在前麵，人高馬大的布什總統和夫人芭芭拉並排走在鄧旁邊稍後。
布什是以美國新任總統的身份訪華，此時他剛上任36天。他是上任後在最短時間內訪華的美國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