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93年出國的時候，心理上曾經有過很大的變化，對我來說就是一個比較大的轉折點。出國之前我就給自己設定了目標：一是要把佛法傳播到世界各地去，二是自己也想到國外多看看。一出國，才發現自己言語不行了。最大的感覺就是，本來我能說善道的，出國後人就變啞巴了，所有的溝通必須要用手語才能實現。
這時候我深切體會到，人的一生當中要經曆很多次“從大人變成嬰兒”，什麼都要有從一言一語的表達開始學習的過程。所以後來我經常說，人不要以為自己一下子就長大了，其實一生中要經曆很多次重複當嬰兒的過程。所以，那時候最大的放下就是，在心裏放下自己是個大人的觀點。然後才能放下自己的所謂身份。因為身份隻適合於在特定的地方麵對某一群特定的人，才起效果；當你失去那樣的特定的地方、特定的人群，你的這種身份隨著他們的遠離自然也就消失了。很多時候我們還就是放不下這種身份。
第一次出國是去尼泊爾，因為要趕路，我們一群人必須要跟尼泊爾貧民去擠巴士，一個本隻有20多個位置的小巴士，裏裏外外要塞100多個人——你想想那是什麼概念，裏麵塞四五十個人，人擠人，有好多人坐到汽車頂上把放行李的地方也占了，還有些人擠不上去就把腳卡在車上的某一個地方，用手抓住窗戶站到外麵，五六個人兩邊站著。從口岸到尼泊爾邊界非常遠，我當時就想：從來沒有坐過這麼擠的車，為什麼要擠在這一群人當中？我到底在幹什麼？後來我們又到了印度南方的寺廟，剛到時人家也不知道你是什麼身份，自己還在想：我來這裏是要幹什麼？沒過幾天，我們就被安排去一個寺廟幫忙，寺廟裏有一個會，有一群客人要來，讓我們負責給人家倒茶。我一聽，腦袋嗡一下，心想：我幹嗎要給人家倒茶？以前都是人家倒茶給我喝的，我堂堂一個活佛怎麼能去給人家倒茶？當時還沒放下自己的身份。還沒有反應過來，被人家就叫上車了，然後就送到一個小寺廟。那個寺廟比我們藏區的廟小得多，來的客人類似於當地的村官。我一看就不想幹，掉頭就走。領我們去的人說：“你們不是寺廟派來幫忙倒茶的嗎？你怎麼自己跑掉了？”我說：“我生下來就不是給人家倒茶的，對不起，我走了。”然後我叫了一輛三輪車，就跑掉了。但是，走在半路上我就問自己：“你是誰啊？你既然來到這個地方，為什麼不遵從人家給的命令？你到了這個地方，人家又不認識你，畢竟人家還給你提供住的地方，給你吃的東西，為什麼人家叫你做點小事你就做不了？”那會兒我就有點後悔，很想返回去倒茶。但因為語言不通，隻會跟司機講我要去的地方，不會講如何返回去，所以就沒有返回去。
第二天，我在佛學院又接到了新任務，說今天輪到你們寢室的人去掃廁所了。我們在藏區本來連一個像樣的廁所都沒見過，洗廁所對我們來講就更是笑話了，聞所未聞。我腦子裏又嗡的一下，心想：叫我洗廁所，是不是又在欺負我？有點受到羞辱的感覺。後來一想：不對，這邊是熱帶，很多地方要經常保持幹淨才行。既然我要在這裏待下去，就得學會做這些事情。想通了以後，我就跟我的喇嘛們講：“今天輪到我們洗廁所了，我們一起去。”然後我們把廁所、洗漱間擦得幹幹淨淨。
所幹的這些事情和我以前在藏區時落差很大。之前在藏區的寺廟裏，活佛的地位很崇高，老百姓對活佛極其虔誠，把活佛當成神來看待。等突然到了一個誰都不認識你的地方，然後讓你做打雜的事情，過那種生活，剛開始我心裏的“我執”還是存在的，到最後想通了，也就放下了。所以，放下，也就是想通了。
麵對現實時你想通了，才不會因為現實跟你的理想產生衝突、你還停留在你的理想裏而不去麵對現實。從那以後我就告訴自己：你離開了自己所存在的環境，最大的問題是必須首先要認清楚你自己是誰，接著就是你接下來要怎麼生存。而不是先想你要不要傳教，你是不是個活佛，你是不是有一個所謂德高望重的身份……這些已經都不重要了，擺在你麵前的是生活，你的生存是第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