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佐和真妮的關係變得更加微妙了，好像兩夫妻，又好像兩個陌路人。他們有時候走在一起，但分開的時候更加多一些，用“掛名夫妻”來說，更為恰當。
過完年，周佐去了上海，而真妮則去了深圳，兩地相隔那麼遙遠，仿佛一道無法跨越的鴻溝。真妮對此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感受，她心裏的確有些希望周佐會和她同在深圳，但又不好意思開口。不知什麼時候，兩人陌生到這個地步。
真妮在一個地方呆久了，總會對那裏有一種依戀，雖然明知深圳裏有許多惡棍，但她覺得毫無所謂，現在的中國哪裏沒有惡棍？當然，除了香港。
真妮又回到以前那間商場上班，她工作那麼積極，認真，待人又真誠，所以，以前的同事都十分歡迎她回來。她搬到公司的宿命裏住，每天上班下班，日子過得飛快。
無數的工作狂在路上快步而走，而真妮今天似乎有些心事，她放慢了腳步。她忽然想起和周佐同居的那段時光，側頭看看那個方向，徘徊了許久，終於還是朝著那裏走了過去。
她想：我隻是到那裏看看，不知房子還在不在？
房子當然還在，它又沒有腳怎麼會走呢？除非，除非被人強硬拆遷！真妮對著眼前這幢千瘡百孔的舊樓發呆，隻見牆壁上已經拉起了封條，寫著幾個大字：“拆！拆！拆！”真妮和出租房的老板娘也有些聊得來，於是打了個電話給她。
老板娘在電話裏說：“你問起這個真令我感到痛心，我再也沒有房子出租了，而且連我現在住著的房屋也要強硬拆遷，我們一家人和幾房鄰居堅持對抗，他們說，明天還不肯答應他們的要求便要開鉤機來強硬拆除了。唉，賠償不合理，叫我們怎麼走呢？我們現在住的地方很火旺，而且有300平方米，但他們賠給我們的房子隻有150平方米，何況遠離鬧市！你說說，叫我們怎麼答應他們？在一個地方住習慣了，和鄰居也相處慣了，他們卻硬生生地要把我們拆遷，拆的不單單是房子。那些人是不會懂的！”
“我懂！”真妮說，“我也是懷念才來到舊地看看的。”
“如果個個像你那麼明白事理，這個社會就和諧了，現在隻是他們的嘴巴上說得好聽，根本不顧我們的死活！”
兩人越說越融洽，老板娘甚至邀請真妮到她那將要毀掉的家作最後的惜別。真妮沒有拒絕，反正她已經下班了，有的是時間。
那老板娘是位四十多歲的中年婦女，長得很肥胖，身材又高，而且穿著寬大的裙子，看上去仿佛一座小山似的。真妮站在她麵前幾乎像個小孩子。她這套房被列入拆遷項目是她心裏最大的傷痛，因為她在這裏已經住了二十多年了，實在難以接受搬遷。真妮參觀了她的房子，覺得外部雖然有些陳舊，但內部卻裝修得非常漂亮，而且各種家具齊全，料想她一直生活得很好。
“他們為了達成協議而不擇手段，半夜的時候，我們正在睡覺，他們便會派人拿電鑽來鑽牆壁，甚至用鐵錘鼓打，又在我們的門上張貼恐嚇的詞語。白天卻換上一副笑臉來勸我們，仿佛夜晚所發生的愉快行為不是他們幹的。他們這樣做最終會引起民憤的。”老板娘幾乎想哭泣，用紙巾捂著鼻子。
“那你們打算如何？”真妮歎了口氣，這種事誰也幫不上忙的。
“還能怎樣，如果我們硬是不搬，他們早晚會把我們害死為止。”
“唉，這種強硬拆遷的行為到處都是啊。原來你們也有你們的苦處。”
“他們老是說為了公共利益，不得不這麼幹，可是賠償方麵他們卻堅持自己的原則，好像有人拿50塊來強硬換你的100塊一樣，分明是搶劫，卻口口聲聲的說為了公共利益，損害我們的利益來做公共利益，這種混蛋虧他們想得出來！”老板娘越說越氣憤。
真妮唯有陪聽的份，她知道這位老板娘很愛說話，隻要一開口，便會絮絮叨叨的說個不停。真妮能聽她發牢騷也非常難得，她憋了一天的氣終於吐了出來，請真妮留下來吃晚飯。真妮本來不想打攪的，無奈老板娘就是不讓她走。
過了一會，老板娘的丈夫和她二十來歲的兒子回來了，大家非常友好地介紹一番。真妮不由得多看了她兒子幾眼，他叫盧達，長得非常高大英俊，唯一的不足是，嘴巴未免太厚了一些，活脫脫的像一個黃皮膚的非洲人。他不像母親那麼愛說話，特別吃飯的時候，低著頭，一句話也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