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日不歡而散，X先生的目的顯然沒有達到。據了解，他後來向唐總彙報說，小遲這個人不地道，以前說話磕磕巴巴，那天怎麼會如此流利？顯然有備而來，早就有了偷偷出版《聯想局》的想法。XX先生與我沒什麼交往，他不知道我不喝酒時說話磕磕巴巴，喝酒之後表達異常清晰；他會使用威逼利誘的方式，我也會用我僅有的優勢來要挾他。
相互之間的要挾、委曲求全持續了將近一年時間。後來與聯想又頗多交涉，終於獲許在《聯想局》中使用聯想檔案（因此前曾簽署保密協議），條件是在淩誌軍老師的書出版之後再出版《聯想局》；除此之外，聯想還給予我一筆小額（4萬元）的補償，其中一部分用於兌付事先約定的采訪中間產生的交通諸費用，另一部分則用於補償《聯想局》晚出版所造成之損失。
2005年1月，淩誌軍老師的《聯想風雲》業已出版，我遵照口頭之約定將書稿交於聯想“核定史實”，並試圖獲得《聯想局》使用聯想檔案之授權。因為僅僅限於核定史實，《聯想局》故能保證其獨立性而非一本“客戶”定製的書；我也至少能保持一個寫作者最起碼的良心——對自己及文字本身、對曆史及事實本身的良心。
現在回頭想來，為什麼自己當初那麼激憤，除非是三個原因——對於自己所付出心血的不值；對於被輕蔑的反擊；以及對於最後一絲道德底線的堅持。
我自己內心有個計較：花了這麼長時間，如果僅僅為了掙到一筆錢，那麼就意味著自己三年來的努力一無所獲，三年的光陰隻變成了錢，在寫作方麵毫無長進。我還年輕，堂堂正正掙錢的機會有的是，何苦如此輕侮自己？
對我來說，《聯想局》最大的收獲不是我得到了多少現世的回報，而是我找到了一條適合我自己的商業史寫作的道路，修正並豐富了我的“商業史寫作標準”。至為關鍵的是，我始終未嚐放棄自己的尊嚴，始終為自己脆弱的內心穿著一條底褲，我想，我應該為自己驕傲一下。
在《聯想局》後記中，我說道：除此之外，我想我極有可能會寫另一本以聯想為研究對象的書。聯想作為一家有代表性的企業，作為中國製造業的明星，無疑極為優秀。其成長過程坎坷曲折，其管理及文化錯綜複雜，其人事之變動、觀念之更迭，無一不值得關注。但是，多年來對聯想的研究，大多落於若非無理性的詰責及謾罵便是無原則的褒揚與吹捧，這對聯想及公眾都是一種不小的傷害。對聯想進行善意的分析、建設性的批判，敦促其經營更趨理性、其管理更加完善、文化更加健康，完成從優秀到卓越的跨越，或許正是我該做的事情。在閱讀了聯想各種密級的檔案、寫完了《聯想局》之後，我更認為這是我不可推卸之責任與義務。
這樣一本書沒有出版，反而出版了一本叫《柳傳誌說：做正確的事》的書。題目原定為《柳說》，是在與聯想尚未交惡時給聯想的提議，後來聯想遲遲未嚐出版這書，而我又十分地喜歡這個名字，就將這本書寫了出來。同樣，為了遵守與聯想的所謂“保密協議”，我同樣沒有使用聯想檔案中的資料——《聯想局》、《聯想風雲》已使用過的除外。事實上，對於“柳傳誌說”我已經興趣不大，我真正想做的是“我說”。
我想說點話，然後做點事。僅僅如此而已。
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總是在懷疑一本公司史的作者的動機：如果不是因為錢的話，你為什麼要對一個公司感興趣？它和你有什麼相幹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