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2002年迅速地被耗費了，其中大量時間被《海信史》的寫作占用。2003年到來，我短暫地移居到上海，回到北京到聯想看檔案時，正逢“非典”，雖非幸事，卻使我能夠集中精力、心無旁騖地閱讀聯想檔案，與朋友們一起討論寫作。
那一年夏天，我完成了對聯想檔案的閱讀，也完成了對關鍵人物的采訪。８月下旬我參加了聯想控股公司的“入模子”培訓，培訓前柳傳誌總裁輾轉傳遞我一個信息，要我身著正裝混入受訓者內部。我幹得還不壞，甚至參加了他們的拓展訓練及最終的考試，因為閱讀了聯想檔案，考試得了99分，據說與誌勤美集的許國兵總裁並列第一名，隻是傳說，我並未求證。
9月我到新京報社工作。在忙碌、興奮和理想主義的狀態裏，我發現了寫作的快樂。我開始動筆。寫作持續了很長時間，因為每天可以安靜寫作的時間太少。
2004年3月，我終於寫完了最後一字，長長地籲了一口氣。我內心鬱結之氣終於得以舒展。天空很高很藍，春天很溫暖，這樣的感覺真是太好了。
在2004年初春，我從互聯網上看到了對聯想道路的爭論，我無意介入這場爭論，即使我反對他們的意見，我也要捍衛他們表達的權利。但是，那是一場毫無價值的爭論，一種王莽式的爭論。
一個與聯想毫無幹係之人可以肆無忌憚地發表意見，卻又怎麼會設身處地、站在企業的角度思考成長？不聯想到中國局、中國大曆史，不思考曆史本身的偶然，就不會得出客觀公正的結論，而隻會像《周禮》所規定的那樣，設計出天圓地方的思想。
我的書寫完了，任務既已完成，心中便覺輕鬆；雖然此前聯想似乎對我頗不放心，又邀請淩誌軍先生寫作另外一書。
事實卻並不讓人輕鬆，接下來與聯想的交涉異常艱難。有一次與柳傳誌總裁及聯想控股若幹官員“對”書稿的內容，雙方就產生了極為嚴重的分歧：我主張“以史實帶觀點”，力求複原曆史的本來麵目；柳傳誌總裁則希望“以觀點帶史實”，尋求證據以佐證既定之曆史觀點。我猜測柳總裁對我使用“局”的概念並不太高興。總之，聯想眾官員一並附議柳總裁之倡議。我既堅持我的觀點，便隻好答允另寫一書出版，以保證《聯想局》的完整性。
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間，聯想控股一位官員請我吃飯，席間問我能否放棄寫作，其提出三個建議，大意如下：比較名氣、以往的成績，淩誌軍老師更具競爭力，能不能我寫的書後出，淩老師的書先出，以免兩本書衝突；能不能補償我一筆錢讓我放棄寫作；能不能用一筆錢把我的《聯想局》買下來，永遠不出了。我拒絕了其建議，在給柳傳誌先生寫了一封長信後宣布放棄寫《聯想局》之外的“禦製書”。柳總裁回信對我的心情及選擇表示理解。
後來，我再次翻看了我的信的底稿，裏麵有一段說：
（與聯想前述官員吃飯）散了之後我又給張濤打電話惱火地說了一句：“淩老師又不是我爹，我為什麼要委屈自己讓他先出？”
至於補償的事情，XX先生甚至飯桌上要與我談價碼。我告訴X先生，我在《新京報》有穩定的、不錯的收入，我不缺那幾個錢。如果為了錢，我就不會花三年時間、辭職來寫這本書。我告訴他，我辭職的那段時間的薪金收入就有二十多萬。一個人的努力、誠意，又哪裏是金錢才能買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