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美國訪問，鄧小平最重要的任務是政治性的。在佐治亞州的州長官邸，他與16位前來拜訪他的州長共進晚宴。鄧小平不厭其煩地介紹中國走向開放的政治和經濟政策，希望中美正常外交關係得到美國人民的認同。而到日本去，他則帶有更多的學習的意味。【配圖】05
1979年，在商業領域，全世界的話題隻有一個，那就是日本的崛起。這個二戰的戰敗國以其倔強的國民性和現實的公司成長戰略實現了一個不可思議的經濟奇跡。1945年，盟軍總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從菲律賓來到日本，他拒絕去皇宮會見裕仁天皇，而是要求後者到美國大使館向他致意，在會後他叼著煙鬥對《芝加哥論壇報》說，“日本已經淪為第四流的國家，再也不可能東山再起、成為世界強國了。”1955年，中國的國民收入占世界的6.5％，而日本隻有2.5％，到1960年，日本已經與陷入意識型態狂熱的中國並駕齊驅。日本複興的象征性事件發生於1970年3月，當時，世界博覽會在大阪舉辦，日本政府史無前例地拿出二十億美元舉辦這場空前的商品交易會，全球77個國家蜂擁而至，未來學派創始人之一赫爾曼·康首次在《芝加哥論壇報》上——也就是25年前麥克阿瑟發表過言論的那張報紙上預言，“日本已經進入世界經濟強國的行列，二十一世紀將是日本的世紀。”在整個七十年代，日本是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這一年7月，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出版了他的成名之作《日本，世界第一》，這本書讓全世界在整個80年代繼續談論日本。在國際市場上，日本產品——從家電、手表、照相機、汽車到半導體——幾乎是風靡一時，舉世無敵。而日本公司的管理經驗成為全球企業家和政治家爭相學習的榜樣，後來創辦了著名的甲骨文公司的美國人拉裏·埃裏森常常提起他在1979年聆聽日本企業家演講時所聽到的一句話，那位日本人說，“在日本，我們認為低於100%的市場份額是不夠的。我們相信隻有我成功還不行，其他人必須失敗。我們必須擊敗我們的競爭者。”
在剛剛蘇醒的中國，鄧小平也把日本當作第一個學習的對象。時任外交部亞洲司日本處副處長的王效賢回憶說：“小平這次到日本除了互換條約的批準書以外，他最重要的任務是要向日本去學習。我記得他在鬆下電器公司對鬆下幸之助老先生說，要搞四個現代化，沒有電子工業不行，所以我要看你的工廠，而且希望你能夠把日本的電子工業動員起來共同到中國去投資建廠，我們要向你們學習。 ”
幾個月後（6月29日），鬆下幸之助應鄧小平的邀請訪問中國，鄧在接見他時又多次請教加強企業管理和電子工業發展方麵的問題。他說：“我們要更多地請教你。四個現代化能不能搞好，電子工業是關鍵性的。什麼叫現代化？恐怕首先是電子工業化吧，沒有電子工業化就談不上現代化。中國人口這麼多，地方這樣大，同自己在國際上應該盡的責任是不相稱的。這方麵我們需要自己努力，也需要國際上的幫助。我們需要引進很多技術，帶動我們提高。我們要真正地引進一些先進技術，我們的現代化隻跟在別人後麵走是不行的。” 【配圖】06
鄧小平的這種謙遜姿態，無疑直接誘發了日本公司投資中國的熱情。在中國的第一輪外資開放中，日本公司表現得擴張心最強，它們紛紛疾足先登，這也使得日本商品在中國風靡了整個80年代。在1979年，各種關於日本公司的合作、合資新聞層出不窮：上海金星電視機廠從日立公司引進彩色電視機生產線；長虹從鬆下公司引進了黑白電視機生產線；天津市計算機中心從富士通引進第一台電子計算機富士通F160；三洋公司在北京設立“三洋電機貿易株式會社北京辦事處”； 索尼公司創始人之一盛田昭夫還訪問了中國，在接受《讀賣新聞》采訪時他認為，任何麵向中國的產品都應該要“簡單、實用、便宜”。這是日本企業家第一次對他們的中國市場策略提出意見。
虛擬與現實交錯的“喬廠長”
1979年。富有戲劇性的是,這一年,中國最著名的企業家是一個名叫喬光樸的虛構人物.
天津作家蔣子龍的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發表於7月期的《人民文學》，這是一個平白無奇，卻暗含玄意的小說名，它似乎預兆著某一種開始，某一股新力量的出現，某一個新時代的赫然登場。在後來的很多年裏，人們都習慣用“喬廠長”來形容那些搞改革的人。
在現實生活中，最象喬廠長的人是首都鋼鐵公司的周冠五。
我們甚至可以說，周冠五看上去比喬廠長更象一個改革小說中的人物。他出身軍人，由貴溪軍分區的一個副參謀長轉而籌建首鋼（一開始叫石景山鋼鐵廠），大半輩子都撲在這個工廠裏，1979年，在年近60之際卻趕上一場宏大的變革；他儀表堂堂，聲音宏亮，愛梳一個光亮的大背頭，個性堅毅張揚，好做驚人事。有一年，首鋼廠慶要在廠大門口塑一隻鋼鷹——這是當年中國企業的一個共同愛好，在廠門口塑一隻展翅飛翔的鷹，這個愛好將一直持續到90年代中期。冠五問，“北京市目前塑的鷹最大個的是多少？”答，“兩米。”又問，“全國呢？”答，“六米”。冠五說，“那好吧，我們來個十二米的。”這個十二米的超級大鷹一直蹲在首鋼的東大門。
在上一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央認為：“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製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正是基於這一共識，擴大企業自主權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始發站，在今後的將近二十年時間裏，這一直是國有企業試圖掙紮著煥發活力的改革主線。
1979年5月，國務院宣布，首都鋼鐵公司、天津自行車廠、上海柴油機廠等八家大型國企率先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驗。7月，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實行利潤留成、開征固定資產稅、提高折舊率和改進折舊費使用辦法、實行流動資金全額信貸等五個文件一並發布，首鋼等企業的改革舉措成為一個舉國關注的焦點。曆史讓周冠五在將近60歲之際一下子站到了時代的鎂光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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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冠五是那種舞台越大越亢奮的人，成為“試點”後，他迅速地提出了一個讓人耳目一新的管理法“三個百分百”：每個職工都必須百分之百地執行規章製度；出現違規違製，都要百分之百地登記上報；不管是否造成損失，對違製者要百分之百地扣除當月全部獎金。這個管理法在當時紀律渙散、動力全無的中國企業界確乎讓人眼睛一亮，也很有震撼力。首鋼的生產秩序迅速恢複，工人積極性被激發出來，於是產能年年上漲，改革似乎一夜成功。改革後前三年，首鋼利潤淨額年均增長45％，上繳國家利潤年均增長34％，而到1989年，首鋼實現利潤年均增長依然保持13·5％，是當時全球鋼鐵公司年均利潤增長率的2·4倍。首鋼的業績，足以讓全國產生幻覺，以為國有企業的痼疾在於內部管理無序和自主權不足，隻要解決好這兩個問題，它們是完全可以在產權不變革的前提下完成改造的，這種幻覺將一直持續到1997年。
回過來再說周冠五的改革。自主權的下放，意味著首鋼與上級管理部門的職權關係的調整，周冠五不再是一個管理二十萬人，卻隻有權力簽字改造一個廁所的廠長，他要掌控自己的命運。這裏便直接觸及到國有企業管理者與資產所有者的權力調整，這是中國企業變革的重要命題之一，事實上，從改革的第一天起，這種權力調整便是在一種曖昧的、糾纏不清的情景下持續著的，博弈在既得利益集團內尖銳地進行著，在產權沒有清晰的前提下，它將纏綿永續，無始無終。首鋼無非是首例而已。
在自主權落實後，周冠五一直在做的事情便是如何理清企業與國家的關係。首先，他提出了承包製，“包死基數，確保上繳，超包全留，欠收自負”，這十六個字堂堂正正，擲地有聲，日後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標準闡述。在1979年前後，它的先進性毋庸置疑，但是它所無法解決的難題卻也是那麼明顯，那就在最後四個字“欠收自負”，當企業真正出現“欠收”的時候，它的體製和功能是否真的能夠“自負”？這個問題在商品短缺的年代不會出現，它如同一支險惡的伏筆埋在國企改革的前路上，不動聲色卻無比致命。
在1979年之後的若幹年，周冠五式的改革用一句話來說，就是不斷地與國家討價還價。在一個商品極端短缺的年代，在一個壟斷性的重工行業，在需求日漸旺盛而企業內部機製漸漸改變的情況下，首鋼的效益快速增長幾乎是一種必然。於是，首鋼越來越有錢，周冠五的聲音越來越大，而有關部門對它的利潤索取便也越來越大，首鋼的的上繳利潤承包基數一開始為5％，後來上升到6·2％，再又上升到7％。雙方矛盾在1986年終於激化，這年12月，北京市財政局下達通知，要求首鋼補繳10899·6億元的利潤。周冠五拒不執行，財政局於是通過銀行強行扣掉首鋼帳上的2500萬元資金。此時已是全國改革人物的周冠五當即給國務院和鄧小平寫信，信內稱，“如果讓我們繳出一億元，正在施工的技術改造工程、住宅和福利設施工程隻能立即停止下來，職工按原包幹和掛鉤辦法已拿到的工作獎金一部分要退回來，而且12月份職工的工資也無法支付。”其行文至此，已頗有要脅之意。（此函見王宗仁 《首鋼改革實錄係列之一》）一個月後，鄧小平的批示下來了：首鋼的承包辦法一切不變。
深圳特區是這樣建立的
當北方的周冠五們為了企業自主權在抗爭的時候，在南方，另一群人則試圖無中生有，創造一個新的經濟王國。在鄧小平的直接幹預下，被高層討論了一段時間的“經濟特區”悄然走向現實。一個叫袁庚的人走到了前台。【配圖】08
在中國百年企業史中，天字第一號大企業名叫“招商局”，它是清末重臣李鴻章於1872年奏請清廷創辦的，李親任招商局的第一任董事長，它跟江南製造局、紡織新局是清政府當年最大的三家國有企業,在晚清的洋務運動中，招商局的地位一時無二，李鴻章曾得意地對人言:“招商局實為開辦洋務四十年來,最得手文字。”（據李鴻章《複劉仲良方伯》）。民國及新中國後，招商局雖然職能多重變幻已不複當日顯赫，但是這個招牌卻不可思議地保存了下來。到1979年，招商局的第二十九任董事長便叫袁庚。
招商局當時在編製上隸屬交通部，擔任了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長的袁庚兼管著這個曆史名聲很大、現實權力很小的機構。袁庚身材魁梧、方臉大眼，一派軍人氣象，他早年隨軍南下，曾當過東江縱隊的情報科長，在1944年盟軍登陸中國東南沿海時提供過重要情報，後來參加了解放珠江三角洲的戰役，1949年，當上了炮兵團長的袁庚解放了深圳，50年代初他隨陳賡入越擔任胡誌明的抗法軍事顧問，1955年出任中國駐雅加達總領事，文化大革命期間以“國際間諜罪”被關入北京秦城監獄達7年之久。“四人幫”被打倒後，袁庚重回人間。他到招商局不久，即提交了一份大膽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