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題為《關於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問題的請示》，是1978年10月9日以交通部的名義上報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報告第一次提出了“適應國際市場的特點，走出門去搞調查，做買賣”的對外開放建議。數日後，袁庚正式提出了在深圳蛇口籌建蛇口工業開發區的構想，他提出：“選定在臨近香港的寶安蛇口公社境內建立工業區。這樣既能利用國內的較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又便於利用國際的資金、先進技術和原料，把兩者現有的有利條件充分利用並結合起來”。12月18日，也就是三中全會在北京正式開幕的同時，交通部和廣東省同意了袁庚的構想。25天後，1979年1月31日，上午10時，袁庚飛赴北京，在中南海當麵向李先念、穀牧副總理彙報。袁庚提出要給招商局一塊工業用地，“當時我把所有的地圖都帶去了，說了招商局成立106年到現在幾乎什麼都沒有，現在我希望國家能給我一塊地方。”李先念用筆在地圖上一畫，就把包括現在的寶安區到華僑城的七八十平方公裏的地方都劃了進去，說：“袁庚，這個都給你。”袁庚嚇了一跳，說“我怎麼敢要這麼多。”於是，李先念用紅鉛筆在地圖上輕輕一勾，笑著對袁庚說：“那就給你這個半島吧”。
這個半島，便是日後的蛇口工業區，所謂“蛇口”，顧名思義便是半島的一個延伸處，袁庚回憶說，“辦工業區之前，這裏是海上偷渡香港的口子，經常有外逃人員被淹死後的浮屍漂上沙灘，這些荒野陳屍大多數是農村的年輕勞動力。”蛇口工業區的出現，從空想到行動，前後僅三個月，這一決策過程之簡捷和快速，在當時的官僚體係內實屬罕見。袁庚以一個副局級中層幹部的身份直接推進中國第一個開發區的建立，也算得上是際遇奇妙。
蛇口工業區僅方圓2·14公裏，袁庚卻在這個螺絲殼裏做出了一個大道場。工業區一經批複，他的第一項工程就是移山填海興建碼頭，招商局花了近一年時間建成600米的碼頭泊位，可停靠5000噸以下的貨船，這樣，蛇口頓時具備起港運的功能，工業區與香港互通航班客輪，解決了貨運交通的瓶頸。【配圖】09
袁庚辦工業區，一沒有被納入國家計劃，二沒有財政撥款，但他卻爭得兩個權力，一是可以自主審批500萬美元以下的工業項目，二是被允許向外資銀行舉債。於是，他遍走香港，向港商和銀行借貸資金，前後兩年，招商局借進15億元，這筆錢被用來平整土地、建設工業基礎和生活設施，袁庚同時大大簡化招商程序，外商到蛇口辦公司，從土地、協議到招工，往往個把月便全部搞定。蛇口很快成為中國最開放的“工業區”，企業和人才紛湧而入，兩年多時間，蛇口的企業已超過百家，一片海塗沙灘頓時熱鬧非常。在1979年的中國，蛇口和袁庚的出現，讓鐵幕般的計劃經濟捅開了一個再也補不回去的大洞。在蛇口開發區籌建後半年，深圳特區開始建立。
“傻子”出了道天大難題
在安徽蕪湖，一個目不識丁、自稱是“傻子”的小商販給全中國的理論家出了一道天大的難題。
42歲的年廣久在當地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是個文盲，7歲開始在街巷撿煙頭掙錢，9歲做學徒經商，10幾歲接過父親的水果攤開始持家，1963年他因“投機倒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出獄後為了維持生活，年廣久炒起了瓜子。他不知從哪裏偷學了一門手藝，炒出來的瓜子竟非常的好吃，一磕三瓣，清香滿口，慢慢的出了名。這一年，他想給自己的瓜子起一個名字，想來想去突然想到，他的父親被街坊稱為“傻子”，他自小也被叫成“小傻子”，於是索性叫個“傻子瓜子”得了。
“傻子瓜子”的牌子一掛出，沒想到因為特別竟引來一片叫好聲，他的生意越來越興旺，一天的瓜子可以賣出兩三千斤，他便請來一些無業青年當幫手，這些人一個個多起來，到秋天，別人幫他一點數，居然有了12個，這下子捅出一個大摟子了。
年廣久生意好，本來就讓四周的人眼紅，現在他請的雇工居然有了12個，有人馬上聯想到馬克思在《資本論》做出過的那個著名論斷，“雇工到了八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於是，“安徽出了一個叫年廣久的資本家”、“年廣久是剝削分子”的流言頓時傳遍安徽。這場爭論好象沒有在當時的公開報紙上出現過，但是，在政府官員中卻流傳甚廣，“安徽有個年廣久，炒瓜子雇傭了12個人，算不算剝削？”這成了一道十分敏感的命題流轉在全國各地，爭論，辯護，討伐，一場帶有濃烈的意識型態特征的大辯論開始了。
很顯然，在當時正統的政治經濟學話語體係中，年廣久的剝削性質是毋庸置疑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餘價值率和剩餘價值量》中，曾經明確地劃分了“小業主”與“資本家”的界線，按他的計算，在當時(19世紀中葉)，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樣直接參加生產過程的，是“介於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中間人物，成了小業主”，而超過8人，則開始“占有工人的剩餘價值”，是為資本家。在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理論中，“七下八上”是一條鐵定的界線。如今，年廣久的瓜子工廠居然雇工12人，其性質幾乎不言自明。
傻子是資本家，說了誰也不信，但用理論一套卻還真是的。在鮮活的現實麵前，“經典”終於顯出它的蒼白和尷尬來。如果年廣久的傻子瓜子應該被清除的話，那麼，“家庭副業”怎麼能夠發展得起來？難道所有的工廠人數都必須控製在7個人之下？“傻子”出的這道難題，讓全中國的理論家們爭辯得麵紅耳赤。
事實上，在當時中國，年廣久絕非孤例。1979年，全國批準開業的個體工商戶約10萬戶，雇工數量是否應該限製，到底能不能超過8個，已經從一個抽象的理論問題直接衍變成了實際難題。在廣東高要縣，一個叫陳誌雄的農民承包了105畝魚塘，雇長工1人，臨時工400個工日，當年獲純利1萬多元，也在當地引起一陣激辨。在廣州，一個叫高德良的個體戶，下海創辦“周生記太爺雞”，做了不到半年就雇了6個幫工，被社會上指責是剝削，他很不服氣，寫了一封長信上書中央領導人，反映放開雇工等問題。 1979年底，任仲夷到廣東任省委書記，發現廣東的個體戶相當多，雇工十幾個，二十幾個，甚至幾百個都有。這個問題到底怎麼辦？他也很苦惱，當時就要廣東社科界“好好研究”。
這場大辯論要一直持續到1982年，年廣久的瓜子工廠已經雇工105人，日產瓜子9000公斤，賺的錢據說也過100萬元了，關於“個體戶到底雇幾個人算是剝削”的爭論卻是塵埃未定。這時候，鄧小平出來講話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討論會上，鄧小平建議對私營企業采取“看一看”的方針，他當時便舉到了年廣久的例子，他說，“不能動年廣久，一動就人心不安，群眾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嗎？” 【配圖】10
年廣久因鄧公一言而名留中國改革史。而在對待民間企業的政策上，這僅僅是第一道撕開的小口子，一道很小很小的、卻決定了中國企業命運的小口子。在政策上，真正去掉對雇工數量的限製，還要等到1987年，在那一年的中央5號文件中，私營企業的雇工人數才被徹底放開。
什麼叫“三來一補”
這一年，寫出了《日本，世界第一》的美國人傅高義跑到了廣東，他發現，一大批的小工廠正在這裏悄悄地、大麵積地興起，他們的創辦人竟絕大多數是當年的偷渡客，而他們辦工廠的形式被當地人稱為是“三來一補”。
所謂“三來一補”，指的是工廠的產品樣式、原料和設備均由境外運來，生產出來的產品再以補償貿易的方式出口，內地勞工和政府收取一定的加工費。全國第一家“三來一補”工廠是1978年8月創辦於順德縣的大進製衣廠，第一年港商支付的加工費是80萬港幣。這種形式在珠江三角洲一帶迅速蔓延開來。它依靠外來港商解決了原料、技術和市場渠道問題，成為南方工業興起的主要模式。而有意思的是，這些創辦工廠的港商絕大多數是當年的偷渡客。
“很顯然，廣州的省政府與它下屬的縣級政府在對待偷渡客的問題上產生了微妙的差異。”傅高義評述說。這一年，廣東省的報紙上充斥著打擊偷渡客的各類新聞，12月，省政府還通過了一個《關於處理偷渡外逃的規定》，對偷渡未遂者的處罰相當嚴厲，而同時，在珠江三角洲的一些縣市，地方官員則開始歡迎早年的偷渡客回鄉辦工廠。特別是在東莞、中山等縣，大量的“三來一補”項目都是當年的逃港者回來辦的。一位東莞幹部對前來采訪的傅高義說，“十年前我的主要職責就是防止偷渡和拘扣偷渡犯，過去我們把他們當作壞人，但現在我們認為他們富有冒險精神，才能出眾，與那些留下來的老實農民不一樣。”
為了提高政府的效率，這些。也是在這一年，東莞縣政府設立了一個叫做“對外加工裝配辦公室”的機構，宣稱“一個窗口對外，一個圖章辦事”，港商在這裏簽一個合同，頂多個把小時，這在當時中國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這個全國獨一無二的機構一共設了十年，東莞的工廠數目年年猛增，從1978年到1991年，東莞引進外來資金17億美元，為全國縣級城市之冠。
一個物質化年代的到來
在70年代的最後一個年份，中國人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刺穿透剛剛複活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在南方的福建，一個叫舒婷的女詩人用委婉的手法寫出了人們對擺脫貧困的渴望：我是貧窮/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輩輩/痛苦的希望嗬/是“飛天”袖間/千百年未落到地麵的花朵，――祖國嗬！
《經濟學人》在年終報道《A good year for gunny sacks》中統計說，“在經過了20年的匱乏後，北京的各項指數開始瘋長。1979年，中國製造了3.34億麻布口袋，8.5億個白熾燈泡，18.6萬輛摩托車，130萬台的電視機產量更是比1978年增長了157%。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的通貨膨脹率達到5.8%，因此中國政府承認一些人的實際收入事實上下降了，但是國有企業的工人和幹部的收入平均增長達到了7.6%。”一位叫H·Jansen的歐洲人回到了上海，三十五年前他在這個遠東最大的殖民城市度過了童年，他的父親是丹麥化學工程師，母親是俄國人，如今他看到的上海是一個處處遺留著殖民地痕跡的城市。“在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的上海，已經沒有一張毛澤東畫像，沒有一個人提及政治。他們更感興趣的是，商品、進口、美國人是否真的人人都有轎車。” 【配圖】11
一個物質化的年代到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