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這是一次職業生涯以來前所未有的密集式的深度的采訪風暴，在數十人的麵對麵的采訪和對話中，近百盤大小錄音磁帶源源不斷的產生，柯達中國十年的輪廓開始呈現，曆史和現實都交織在這裏，等待去梳理和還原，當然，即使從今天的角度看這依舊不夠。直截了當的說，這根本不夠。
而我越是要把握柯達在中國十年的脈絡，就越要回到源流。而在2003年全身心投入的數月采訪之中，我有機會跨越美國羅切斯特，中國廈門、汕頭、無錫、上海等這些世界感光業所在地的地理和時空，重新回到中國感光業的源流，回到柯達的源流，回到更廣闊的時代深處，理解和梳理自己準備動手寫作的一段聚焦10年的企業變革。
這堪稱是一次知識和精神的雙重苦旅，也是一次發現之旅。這讓我深深震撼於我們時代的無知和虛妄，深深的理解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磨難和希望所在。那些震撼心靈的發現，那些經曆，參悟，已經潛行在《跨越》的思想力量之中。
正如2003年初春，在汕頭民生路24號一個殘破的民國建築裏，我第一次發現所隱藏的一個中國本土感光業的傳奇：林希之，一個資本家的兒子，對於科學發明，懷有喬治?伊士曼式的激情人物。他締造了公元感光廠，也締造了這裏隱含的中國人自強不息的精神。公元之意，就是開創中國人的新紀元。我直覺到這是我追尋的“中國夢”的源頭。
一幕讓人唏噓的情景。回想在羅切斯特飄雪的清晨，一行中國記者參觀喬治·伊士曼故居的情景。傳記中關於伊士曼故居的描述，都靜靜躺在那裏。而在房間裏靜靜綻放的白色康乃馨和雛菊，讓我莫名的感動。在那裏，我感到的是對締造者的感激、尊重。而在這裏，是苦澀，是對曆史驚人的遺忘和冷漠，甚至踐踏。
林希之的遺孀高婉卿和他的後人，接待了我。30多年的歲月後，林希之的氣息還在。在二樓的牆壁上，有一幅相框裱起來的遺照：林希之風華正茂，穿白色襯衫，挺直的鼻梁上架著一副秀氣的眼鏡，正在專心致誌的做著筆記。這堪稱是隱藏在曆史深處，追尋“中國夢”的人物最逼真的素描。曆史沒有讓這一刻長存。林希之在黑暗動亂的歲月，以“反動人物”，被批鬥，被革命群眾占領住宅，最終在樓梯下一個沒有陽光的小黑屋裏，憂鬱病痛而終。
我深深悲情於“中國夢”的苦澀，它不是來自幾乎30年後，公元被柯達收購，而是來自林希之所受的傷害。這是一代中國人的悲情。
伊士曼在美國崛起的時代，以科學實驗的激情締造柯達，而後將影像帶入美國平民的日常生活，柯達由此成為全球影像業的巨人，伊士曼也成為影響現代生活方式的商業巨頭之一。而林希之最終亡於內亂和這個民族最野蠻、愚昧的倒退之中。
這是中美曆史的差距。所以，我們最終在財富和有關現代社會的世界圖景中，形成不同的命運。羅切斯特伊士曼故居的鮮花與汕頭公元創始人林希之舊居的殘破，不簡單是曆史運動的結果，它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因子。
即使在當代，我們依舊沒有真正專注於這樣的曆史精神：離開政治化，回到根本的企業傳統中，哪怕是最煩瑣的細節；回到基本的關於人的、人性的價值觀……
必須承認，行走在木棉花盛開的春天，我曾忍不住淌下熱淚。
必須承認，關於柯達中國的脈絡把握，讓我越來越深入到公司的源流之中，追問“這到底是一家什麼公司”，甚至進入其後中美曆史體係的差異。在這樣的進程中，我無法回避這樣的本質思考：中國人為什麼沒有建立中國的“富士”？中國人為什麼失敗？（而在整個中文世界中關於日本富士的研究又有多少呢？）
在隨後的深入采訪中，大量曾經前往日本富士、美國柯達、德國阿克發學習的中國經理人進入我的視野，他們曾經為在中國建立那樣有競爭力的企業而奮鬥，並以此為使命，但最終還是失敗，而被整合進入柯達的體係。柯達在中國的並購最終將林希之一代的中國感光夢想和國家工業化主導的“獨立自主”的感光夢想終結。柯達完成了當年中國政府難以完成的對中國感光業分散布局的大整合。
此時，感光業在美國、日本和中國的源流和演變，既顯示了柯達、富士和公元、福達、阿爾梅、樂凱等等在全球影像業版圖的價值，也顯示了這些國家在現代世界的地位和價值。
在本書的第一稿，我曾抑製不住，沉浸在這中國式的悲情和宿命之中。但隨後的思考和寫作，讓這一切有了轉機。
這一方麵在於，我敏感的發現，柯達中國的整合中，相當一批中國經理人，沒有放棄自己的夢想，而是完成了“價值轉換”，更加深入到一個感光公司的源流中去追求卓越。這是柯達在中國成功的基礎所在。隻是“98協議”為柯達在中國膠卷市場獲得的“壟斷”機會所遮蔽。這是中國人的新價值所在。它真的走出了封閉式的民族主義的喧囂和盤算。
另一方麵是因為，如果將林希之們的中國夢並不政治化的解構：它無非是一代中國人追求人生本質成功的夢想，追求這個民族真正獲得尊嚴的夢想。而這個尊嚴不是來自過度的民族主義敏感或自大，而是企業和人的成長與創造。
“跨越”的主題開始出現，並在本質上越來越回歸源流，回歸到“中國夢”與“美國夢”之間。
中國時代的寫作者
《跨越》一書的寫作是一次對中國時代及其價值的旁觀和曆險。說其“旁觀”是因為，你穿越了十年、五十年甚至一個世紀的曆史和人生，說其“曆險”是因為所有在這個時代準備真實還原甚至重建曆史的寫作所遭遇的磨難和困境，毫不例外的會一一遇到。這樣的進程是與爭吵，分歧，甚至夭折、戰爭一起前行的。
我曾經麵對那些黑暗時刻，關於自己，關於世界，關於自己深信不疑的使命和價值，關於人性，關於悲觀與希望……在關鍵的時刻，你必須停下一切寫作，回歸到最初的出發，你隻有堅韌的打通自己和世界的價值，你才能繼續行走到黎明，看到日出東方。
對於中國大時代的寫作者而言，如果他不至於迷失在中途或者徹底沉淪、絕望，就必須牢記自己的目的地和路標。
《跨越》最終是一本妥協的書。在很多方麵，它隻是一個草稿。
但讓我們繼續前行，留下草稿，期待與這個時代價值匹配的作品誕生。
商業社會需要有成功的企業案例和正麵的人物標本。某種意義上，這些企業家就是他們同時代人經驗積澱的符號，是一種具體的精神體現。
陸新之:財經作家，出版有《王石是怎樣煉成的》、《郎風暴》等書，與秦朔、吳曉波合編《總裁論道》一書。
企業家文章的標本價值
由今年春天開始，我一直忙於編輯這本有關二十年來中國企業家文章的選本《總裁論道》。
“一個時代的問題，將由鐵和血來解決，不靠演說或議案。”這是卑斯麥這位“鐵血首相”的名言。一般總以為，他是一個冥頑不靈的武力至上者，殊不知他其實一樣熟悉動人言辭的翻雲覆雨之道。我們並非懷疑企業管理者們寫作這些文章時候的動機，但是，在閱讀上千篇更像是他們對於企業內部人員灌輸傳播自己想法的文本之後，多少會產生一些審美疲勞。所幸的是，我還能找到近百篇具有生活和個性氣息，圍繞著人文和感受而展開的文章，雖然比起我和我的朋友們期待的數字和質量，還是有一些距離，但是總算可以讓我們完成這個看上去有點太理想的構思。
“對人生來說，二十年是一代人的時間。對於商業研究者來說，二十年是一個具有指標意義的年份。”這段話是“狂熱”沉迷於中國企業研究的本書編者之一吳曉波經常強調的。
過去二十多年來，隨著中國社會逐步向真正的商業社會轉型，企業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和影響越來越顯著。造就一大批類似IBM和GE這種級別的公司，具有強大的綜合實力和核心競爭力的本土企業，將成為中國社會在二十一世紀的重要願景。
但是現實卻每每難以令人如願。雖然中國經濟常常被稱作增長奇跡，然而目前中國企業的整體現狀依舊並不樂觀。中國的企業，尤其是廣大民營企業的生命非常短暫。有研究稱，中國民營企業的平均生命僅僅3到5年，大量民營企業在短暫的輝煌之後就走向沒落，更多的則連創業期都沒有熬過，中途夭折。生命如此之短，這與中國企業管理落後有直接關係，更和企業的首腦們的價值觀和方法論缺陷密不可分。
這幾年，在經管書籍迅速升溫之下，很多企業家都能夠頭頭是道地談論“高瞻遠矚的戰略目標”、“回饋社會的長期使命”和“凝聚員工的核心價值”。但是在實際做法之中，能夠體現這一切思路的管理者還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