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淩晨，是扭轉中國曆史的時刻。
一時間，位於西安之東的臨潼縣華清池，成了舉世關注的焦點。
華清池，坐落在臨潼縣城之南驪山西北麓，早在唐朝貞觀十八年（公元644年），便於此建湯泉官。唐朝詩人白居易在其名作《長恨歌》中，便寫及楊貴妃沐浴華清池的情景：
春寒賜浴華清池，
溫泉水滑洗凝脂。
侍兒扶起嬌無力，
始是新承恩澤時。
1936年10月22日，從南京“避壽”而來西安的蔣介石，住進華清池，把那裏作為行轅。行轅，即行館、行官。10月29日，蔣介石東赴河南洛陽“避壽”，然後於12月4日上午又住人華清池。
那時的華清池，共有八間客房。其中五間在院內東南隅，依山臨水，人稱“五間廳”；另三間在東首，稱“三間廳”。
朱柱、青瓦的五間廳，在綠樹掩映之中：一號房成了侍從室，二號房為蔣介石臥室，三號房是蔣介石的辦公室，四號房為會議室，五號房則為秘書室。這樣，五間廳便成了行轅的中樞。四周，憲兵和蔣介石的侍衛嚴密警戒著。
那裏，原本沒有電燈。為著蔣介石的到來，在那兒安裝了一台發電機，使五間廳及其四周有了明亮的電燈。
蔣介石與毛澤東不同的是，他每天記日記，即便是在西安事變那生命攸關的日子裏，依然記日記。他曾依據日記口述，由“文膽”陳布雷捉刀，寫出《西安半月記》一在此前不久，他五十大壽之際，亦由陳布雷為之代筆寫出《報國與恩親》。毛澤東與之截然不同，他幾乎不發表這類文字。
在《西安半月記》中，蔣介石記述：
12月11日，早起在院中散步，見驪山上有二人向餘對立者約十分鍾，心頗異之。及回廳前，望見西安至臨潼道上有軍用汽車多輛向東行進，以其時已屆餘每日治事之時間，即入室辦公，未暇深究……
這就是說，那天他已發覺有點異常的動向，隻是“未暇深究”。
傍晚，蔣介石“招張楊於與各將領來行轅會餐，商議進剿計劃”。
“張楊於”，即張學良、楊虎城、於學忠。於學忠是山東蓬萊人，原在吳佩孚手下任長江上遊副司令。吳佩孚倒台，他轉入奉係，任東北保安司令部長官公署軍事參謀官；1930年9月，任東北軍第一軍軍長；1935年6月，調任陝甘邊區“剿匪”總司令，又任甘肅省政府主席。在東北軍中，他的地位僅次於張學良。
蔣介石所說的與“張楊於”商議“進剿計劃”，亦即準備於翌日下達第六次“剿共總攻擊令”。
不過，“楊於”未到，張學良本來也不去華清池的，因為那天晚上，張、楊、於聯名在西安城裏綏靖公署新城大樓宴請蔣係軍政大員。傍晚，蔣介石來電要張學良去華清池，張學良隻得從命。
蔣介石與張學良共席，他發覺“漢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餘甚以為異”。漢卿，即張學良。蔣介石直至“臨睡思之，終不明其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