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很有毛病，應斟酌過才可出版。”我對力子先生說。
“我也這麼想。你試說毛病在哪裏？”力子虛懷若穀地問我意見。
“我草草一看，便發現半月記和回憶錄很矛盾。你看蔣先生在半月記處處罵張漢卿，而蔣夫人在回憶錄倒處處替張漢卿辯護。而且蔣先生在半月記裏從不說他見過共產黨，見過周恩來，蔣夫人的回憶錄則敘述張漢卿介紹一個參加西安組織中之有力分子來見，既說他是參加西安組織中之有力分子，又說彼等並未參加西安事變，這都是罅漏，容易露出不實不盡的馬腳……”
這樣這本半月記合刊，印刷好又停止發行，忽發忽停，反複了三次，結果還是出世了。
盡管蔣介石竭力否定西安事變，然而西安事變畢竟深刻影響了大會。
大會通過了《宣言》，表示如果領土主權“蒙受損害，超過忍耐限度，而決然出於一戰”。
蔣介石也在聲明中說：“如果讓步超出了限度，隻有出於抗戰之一途。”這是在蔣介石的言論中，第一次出現“抗戰”一詞。
不管怎麼說，總算明明白白地提到了抗戰——雖然還有個前提，即“超過忍耐限度”。
這不能不說是西安事變的一大促進、一大成果、一大貢獻、一大勝利。
至於如何對待共產黨，爭論益發白熱化。大會通過了《關於根絕赤禍之決議案》，仍希冀“根絕赤禍”，而“赤禍”當然指的是中共。
不過，細細推敲這《關於根絕赤禍之決議案》，可以發覺其中又曲曲折折地接受了中共關於國共合作的建議。這一決議案，提出了處理與中共關係的“最低限度之辦法”：
第一，一國之軍隊，必須統一編製，統一號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斷無一國家可許主義絕不相容軍隊並存者，故須徹底取消其所謂“紅軍”，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組織。
第二，政權統一為國家統一之必要條件。世界任何國家斷不許一國之內，有兩種政權之存在者，故須徹底取消“蘇維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壞統一之組織。
第三，赤化宣傳與以救國救民為職誌之三民主義絕對不能相容，即與吾國人民生命與社會生活亦極端相背，故須根本停止其赤化宣傳。
第四，階級鬥爭以一階級利益為本位，其方法將整個社會分成種種對立之階級……社會因以不寧，民居為之蕩折，故須根本停止其階級鬥爭。
對於這曲裏拐彎的四條，周恩來後來作了絕妙的解釋：“這個東西是雙關的，因為紅軍改了名稱，也可以說取消紅軍，但紅軍還存在；蘇區改了名稱，也可以說取消蘇區，但蘇區還存在。所謂停止階級鬥爭，停止赤化宣傳，就是不許我們在國民黨統治區有政治活動。”
正因為這樣，毛澤東在延安的石窯洞裏讀到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的文件後，以為大體上是有進步的。
毛澤東在3月6日致任弼時的電報中寫道：“三中全會在法律上確認為偉大西安談判順利的和平解決，成為開始在全國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與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新階段……”
另外，4月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下達的內部文件《國民黨三中全會後我們的任務》（宣傳大綱），寫得更明確：
國民黨三中全會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會議……
在對共產黨問題上——雖然指責我們，但提出了四個條件，表示可以進行談判，在他的四個條件與我們給三中全會的通電原則上是相當接近的，因此國共合作的原則是已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