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血染紅了皖南山林(2 / 2)

這一電報,使毛澤東極為不安,在這緊要關頭,項英和袁國平怎麼可以連招呼都不打,突然出走?

直至1月10日,項英和袁國平才回到部隊。關於項英此行,一般被說成“率一小部武裝繞小道而出,試圖突圍”,為他遮掩,打了“埋伏”。其實,這遮掩之詞,也經不起推敲。作為新四軍副軍長兼政治委員的項英,即便“試圖突圍”,怎麼隻“率一小部武裝”呢?怎麼不與軍長葉挺打招呼呢?如果“試圖突圍”成功,那也就是項英和這“一小部武裝”突圍出去了……

現存於北京中央檔案館的項英1月10日致中共中央電報,解開了謎底。在這份電報中,項英承認自己是“臨時動搖”,“影響甚壞”,請求“中央處罰”。同時,他也表示了從此之後“堅決與部隊共存亡的決心”。

項英的電報全文如下:

今日已歸隊。前天突圍被阻,部隊被圍於大矗山中,有被消滅極大可能,臨時動搖,企圖帶小隊穿插繞小道而出,因時間快要天亮,曾派人(請)希夷來商計,他在前線未來,故臨時隻找著國平、××及同誌(××同我走),至9日即感覺不對,未等希夷及其他同誌開會並影響甚壞。今日聞五團在附近,及趕隊到時與軍部會合。此次行動甚壞,以候中央處罰。我堅決與部隊共存亡。

其中提到的希夷,即葉挺。

另外,李一氓去世之後,他的回憶錄得以發表,其中首次公布了他在1941年3月給中共中央的電報全文。他是新四軍秘書長,皖南事變的幸存者。這份寫於皖南事變後一個多月的電報,真實反映了項英的出走。其中也牽涉到李一氓自己,不過李一氓還是尊重曆史事實,未加遮掩。原文如下:

晚10時左右,項忽派人叫我幾次,皆未找著。等我回到我的位置,知道項派人找過我,遂去項處,那時袁國平、周子昆皆在。項一手握我,一手握袁,周在其前左不作一語。

即匆匆向後走,此外同行者僅二三衛士。我初不知他是何用意,我還以為找地方開會,決定最後處置,但又不見有老葉,行數十步後,袁始說他們的衛士沒有來,周又自語說,他沒帶錢。我才恍然,項又要來他三年油山那一套。我印追問項叫過老葉沒有,項反答叫了他不來。此時我對項此種行動不大讚成,我當即表示我不同他們走。項即反問,那你怎麼辦?我說,我另想辦法打遊擊,也要帶幾支槍脫離隊伍,也要想法救出幾個幹部,我還想把軍法處、秘書處及胡立教等設法從銅陵、繁昌過皖北。項當即表示讚成,與我握手,並說把××(電文不清)也帶走,他身上還有錢。袁當時表示願同我走,又聽說今晚無把握,須等明天看清情況再決定。結果仍與項、周同走,因同行之獵戶是他們唯一向導,於是分手,他們繼續前進。

我一個人轉回後,因找張元培、胡立教及軍法處、秘書處的人未找著,首先遇見李步新(皖南特委書記),我告訴他說老項他們走了,後走到河邊祠堂葉之指揮所。當時我想告訴他這個消息,但又覺得太突然,刺激太甚。我想留下與葉一塊,但又覺得項袁周黨軍政都是負責的,我沒有與葉共存亡的責任,即或算開小差吧,也是奉命的。遂決定不告訴葉,仍然退出。找著張、胡、揚(帆)(軍法處)等,並與李步新的地方黨同誌共三十餘人,也就離開了隊伍。過了一晚,11日下午,在石井坑的穀道中,我們下山吃飯,遇見第五團全團撤退出來,向石井坑出去,大家遂決定不管其他隊伍在哪裏,我們決定隨第五團打遊擊。12日後出至坑口才曉得,軍部也都打到石井坑來了。

項袁周他們也在附近山上,跟在第五團以後,下來與軍部會合。

我承認我當時沒有堅決反對項袁等的動搖,隻是簡單不滿意、不與他們同行動而已。

我受了他們的影響,沒有到最後時機,便脫離部隊,這是我的錯誤。

李一氓回憶此事時,心情頗為沉痛。他說:

雖然時間很短,從黃昏到夜半,不超過十個鍾頭,但總是一個這一生都感到遺憾的錯誤。後來華中局向中央報告,要給我一個口頭警告的處分,我二話沒說,決然接受下來。所以1942年以後,黨內多次填表,在處分一個欄目上,我總是規規矩矩地寫上皖南事變口頭警告。至今想起來,不知為什麼當時會錯走這一步,作為一個共產黨人,可能還差點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