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蔣介石就任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之際，毛澤東於1月8日給周恩來發來電報：“我們方針是鞏固自己，沉機觀變。”
國共關係不好不壞，不冷不熱，相對穩定。蔣介石躍為國際領袖，毛澤東則在延安一邊“沉機觀變”，一邊“鞏固自己”。
毛澤東正是為了“鞏固自己”，在延安作了一係列報告，開展了著名的延安大整風：1941年5月作《改造我們的學習》；1942年2月1日作《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8日作《反對黨八股》；1942年5月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毛澤東的這一係列報告，強調要整頓中共的黨風、學風、文風，亦即整頓“蘭風”。
中共自1921年7月創建，至1935年1月遵義會議，經曆了“一右三‘左’”的“左”搖右晃。自從遵義會議後確立了毛澤東為中共領袖（名義上的中共總負責為張聞天）之後，忙於東征西戰，坐不下來。直至此時，毛澤東抓住了國共關係相對穩定之機，“鞏固自己”，開展延安整風，整頓思想、整頓組織、整頓軍隊、整頓文藝。對於中共而言，延安整風，使中共經曆了一個脫胎換骨的過程。毛澤東呢？他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把他的思想、理論係統化，形成了眾所周知的“毛澤東思想”。
就在國共關係平平穩穩的日子裏，忽然從蔣介石嘴裏傳出不平常的信息：他要邀請毛澤東去西安，在那裏跟他見麵！
屈指算來，這是蔣介石第四回邀請毛澤東了：頭一回，邀毛澤東到南京見麵；第二回，請毛澤東來武漢；第三回，約毛澤東赴西安；這一回，又是要約見毛澤東於西安。
蔣介石發出這一信號，是在1942年8月14日，蔣介石在重慶約見周恩來。
蔣介石說起一個星期以後他要去西安：“想在西安約毛澤東先生一晤。請你速電延安。”
蔣介石說畢，又趕緊說道：“當然，如不便則不必，如不便則不必。”
蔣介石把這句話重複了一遍，為的是他知道毛澤東輕易不會離開延安的——前三回毛澤東不來，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周恩來當即電告毛澤東。周恩來以為，“在態度上看不出有何惡意”，但是“其目的未可測”。
蔣介石為什麼又邀毛澤東會麵呢？1942年9月15日毛澤東在致周恩來的一份電報中，曾對抗戰以來的國共關係，作了總的分析：國內關係總是隨國際關係為轉移。第一次反共高潮發生於德蘇協定、蘇芬戰爭及英美反蘇時期。第二次反共高潮發生於德蘇協定繼續存在、英美關係仍未好轉而軸心則成立三國同盟時期。自蘇德戰起，英美蘇關係好轉，直至今天，國共間即沒有大的衝突。這個時期，又分兩段，在英美蘇未訂具體同盟條約及滇緬路未斷以前，蔣的親蘇、和共決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後，他才下決心。
毛澤東提及的“滇緬路”，即雲南至緬甸的滇緬公路。當時，這是蔣介石的咽喉之路。因蔣介石偏居於西南一隅，英、美的軍用物資沿滇緬公路源源不斷運往重慶。4月29日，日占領了緬甸臘戍，切斷了滇緬公路，卡住了蔣介石的咽喉。雖說英美從此改為空運，但一則空運運量有限，二則飛機要飛越喜馬拉雅山，運輸十分困難。因此，蔣介石不得不倚重經蘇聯而來的陸路運輸。
親蘇必親共，蔣介石也就希冀改善與中共的關係。
這麼一來，國共關係要從不冷不熱轉熱，從不好不壞轉好，蔣介石也就向毛澤東遞上了橄欖枝。
蔣介石先是在7月21日約見周恩來，提出重開國共談判。毛澤東在7月31日致劉少奇的電報中，這樣談及國共關係的新趨勢：
最近恩來見蔣談得還好，蔣已重新指定張治中、劉為章和我們談判，另指定卜士奇任日常聯絡，蔣之聯絡參謀繼續來延安，都是好轉征兆，但不能求之過急。
這樣，正是在國共關係好轉之際，蔣介石提出了與毛澤東晤麵。
畢竟張學良的遭遇給人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周恩來深知毛澤東是不可能去西安見蔣介石的，於是，向中共中央提出兩種方案：
第一方案，毛澤東稱病，派林彪為代表到西安去見蔣介石；
第二方案，要求蔣介石帶周恩來去西安，周恩來再由西安飛延安，陪一位中共中央代表前來西安見蔣，這一代表可以是林彪或朱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