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日子裏，毛澤東顯得異常忙碌。用他的話來說，正處於百廢待興的時刻：他忙於建立新政權，他忙於“追窮寇”……就在這個時候，從8月14日至9月16日，短短的一個來月中，毛澤東卻親自動筆，為新華社接連寫了五篇評論，抨擊美國政府。
從表麵上看，事情是由於8月5日美國發表《美中關係白皮書》引起的。這一白皮書的全稱是《美國與中國的關係——著重1944-1949年時期》。這一白皮書，長達一千零五十四頁，正文共分八章。
白皮書是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建議編寫的。艾奇遜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我極力主張編寫一份以最近五年為中心的我國同中國關係的詳盡報告，在它垮台時予以發表。總統表示同意，於是，成立了一個由富有學識和專長的人員組成的小組，在沃爾頓·巴特沃思的領導下開始工作，後來由無任所大使菲利普·傑塞普博士擔任主編。”另外，艾奇遜還給杜魯門總統寫了一封題為《美中關係概要》的長信，與白皮書一起發表。
杜魯門總統為白皮書的發表，寫了這樣的聲明：“此時發表這份坦率和翔實的報告，其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證我們對中國和整個遠東政策將以有情報根據和明智的輿論為基礎。”
白皮書的發表，引發了毛澤東和美國政府之間的一場激烈的論戰。其實，這場論戰，或遲或早總要發生的，白皮書隻是成了導火線罷了。在國共之間，雖說美國人多次扮演了調解人的角色，實際上美國政府是蔣介石的後台。隨著蔣介石的慘敗，誠如艾奇遜所言：“現在已經很清楚大陸上的國民黨政權已經接近垮台了，今後美國必將不再支持大陸上的政權。”艾奇遜所說的“大陸上的政權”，不言而喻，指的是中共政權。
毛澤東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中這麼評論道：
美國國務院關於中美關係的白皮書以及艾奇遜國務卿給杜魯門總統的信，在現在這個時候發表，不是偶然的。這些文件的發表，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勝利和帝國主義的失敗，反映了整個帝國主義世界製度的衰落。帝國主義製度內部的矛盾重重，無法克服，使帝國主義者陷入了極大的苦悶中。
雖說美國政府和中共的決裂，乃是意料之中。然而，美國政府和中共之間在蔣介石政權即將垮台之際，卻有過一番秘密談判。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有那麼幾句令人玩味的話：“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
毛澤東所稱的這位“大使老爺”司徒雷登，是一位道地的“中國通”。迄今，在杭州耶穌堂弄三號，尚可見到司徒雷登的父親來杭州傳教時，在1873年建造的花園別墅。司徒雷登就出生於此屋，並在此度過了青少年時代。
中共與這位“大使老爺”，原本有著不錯的關係。1945年11月，當赫爾利辭去美國駐華大使之職時，美國政府曾準備委任魏德曼為駐華大使。魏德曼明顯地傾向於蔣介石。周恩來得知這一消息，在重慶見到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時，說道：“魏德曼將軍與蔣介石關係極為密切。讓他出任美國駐華大使，中國不僅無法實現聯合政府，而且內戰將是不可避免的。”馬歇爾當即問周恩來：“你以為誰是美國駐華大使最合適的人選？”周恩來敏捷地答日：“燕京大學校長約翰·萊頓·司圖爾特博士，無論在學識上和人格上，還有在政治的中立方麵，難道不是最合適的人選嗎？”周恩來所提到的約翰·萊頓·司圖爾特（John Leighton Stuavt）博士，其中文名字便是司徒雷登。馬歇爾接受了周恩來的建議，後來美國政府果真任命司徒雷登為駐華大使……
1949年4月22日，南京已岌岌可危。這天清早，國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長葉公超風風火火前去拜訪司徒雷登，轉達了李宗仁代總統的話：“請大使先生盡快離開南京，移駐廣州。”司徒雷登確如毛澤東所言，“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
當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南京，司徒雷登依然“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他派他的私人秘書傅涇波在南京城裏打聽著消息。
4月28日，一位重要人物從北平乘火車南下，到達南京，使司徒雷登喜出望外。
此人名叫黃華，受周恩來的委派，出任南京軍事管製委員會外事處處長。周恩來派黃華來南京，是考慮到南京原是國民政府首都，有著眾多的外國大使館，有著許多涉外事務需要處理。
司徒雷登對於黃華的到來深為欣慰，是因為黃華肄業於燕京大學，是他的學生，又是傅涇波的同班同學。司徒雷登留在南京，其本意就是為了試探與中共秘密談判，而黃華與他以及傅涇波有這樣熟悉的關係，自然很有利於談判。
於是，就在黃華抵達南京不久，5月6日，司徒雷登就派傅涇波前去拜訪了黃華，表示司徒雷登願與黃華就美國政府和中共的關係進行秘密會談。
5月13日，黃華以私人身份，前去拜訪司徒雷登，進行了秘密會談。司徒雷登表示，在中共新政權成立時，美國可以考慮予以承認，但必須有兩個條件：一是中共必須按照國際公認的慣例，尊重國家之間的條約；二是中共建立的新政權，必須得到人民的擁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