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曆史】 市場營銷在1979
俞雷：營銷管理專家，財經作家，《案例。》特約作者，著有《逃離外企》、《最糟糕情況下的營銷》。
197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三十周年，改革已經吹響了最初的號角。一些行業逐漸從沉睡中複蘇，一些行業則迅猛發展，比如廣告業。物價開始鬆動了，世界更多地注意到了這個在東方的正在變化中的古老國度。市場營銷學這個專業，悄悄地進入了大學的課堂。
1979年春節過後，何永祺開始在中山大學商業經濟專業的高年級學生中開設市場營銷學課程，台灣學者王德聲和薑顯新編寫的《市場學》被列為教材。多年以後，何永祺回憶說，“1979年我到肇慶，國家經委在那裏開設了廠長、經理培訓班，我在那講市場學。那些廠長、經理聽了以後興致勃勃，差不多每個小組都講：‘學這個東西真有用’。” 1979年秋天，暨南大學正式開設市場營銷課。
這一年，曾在美國沃頓商學院研究生院學習的梅汝和教授也開始在上海財經學院招收市場學方向的研究生，這是社會主義中國第一代由自己培養的市場學的碩士研究生。在上海財經大學的網站裏，也有他們是“中國最早招收營銷方向研究生的院校”的文字。中國人民大學也宣稱自己是國內最早設立市場營銷本科專業的大學，也在這一年起開設市場營銷管理課程。
不過，中國的這些市場營銷專業並沒有為中國市場培養出多少有用的實戰人才，中國真正的市場營銷知識和技巧還要等後來的合資企業和外資企業帶進來，或者說教會中國企業。
無論如何，中國市場這塊曾經的凍土開始複蘇了，最能直接讓人感受到經濟在複蘇的要算是服務業了。外國人越來越多地到中國來訪問，並且寫下了不少自己的見聞。
1979年的中國賓館業
“永別了，蘭蘭”。日本東京最大的上野動物園，1979年的9月20日，小姑娘、家庭主婦、外交官和其他人等，這天下午都蜂擁來到這裏，參加一年一度的為過去一年裏動物園死去動物的追悼會。這年來的人特別多，甚至包括了中國大使館的官員。中國送給日本的雌性大熊貓蘭蘭的猝死，使得這次追悼會意義特別。
這一年的中日關係似乎正處在蜜月期。來為蘭蘭悼念的中國大使館一秘宣讀了北京動物園負責人的唁電，這樣的唁電日本官房長官田中六助也有一封“她不幸死去了，但是她是在日中友好作出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貢獻之後死去的。”
為了“中日友好”而來到中國的日本人這一年似乎也特別多。小船義男就是其中一位，這些日本人從日本的角度感受到了當日的中國，賓館業也從此時開始向市場化逐漸地緩慢轉型。但小船義男這樣的外國人當時到中國來還隻能住在那些專門接待“外賓”的賓館，這樣的傳統還會持續很多年。
中國已經注意到辦好旅遊事業和辦好飯店的重要性，但是依然存在很多的阻力。就在不久以前，對服務行業依然灌輸著另外一些革命思想。“我們不是侍候人的！”“不為資產階級服務！”“讓資產階級老爺小姐自己也勞動勞動！”然而現在，中國的賓館服務業正在竭力消除這些口號所帶來的惡劣影響。
中國人在那時還很少有和藹可親的笑容，至少賓館服務業是如此。小船義男很意外地在北京碰到過一位愛對客人笑笑的年輕女服務員，在小船看來，這種笑是自然的，而且給他這個遠道而來的人帶來了一種親切感。但當小船從外地再次回到北京的時候，這位年輕女服務員的身邊多了一位與她形影不離的四十歲左右的大嬸。這位大嬸不知為什麼總是一臉不高興的樣子。小船顯然很不喜歡這個人，甚至把她描寫成“像哪個人欠了她什麼債似的，而且說話粗聲粗氣”。這位大嬸最常說的一句話是“嚴肅點”，這樣一來，那位年輕女服務的笑容就再也看不見了。
包括一些國際俱樂部在內的京津各個飯店和餐廳的服務員此時還有一種“奇怪”的毛病，就是喜歡在一起聊天或者對顧客評頭論足，當然，這不是在下班時間。顧客有時候會大聲喊“同誌”來叫他們，但他們似乎很難聽得見。更有意思的是，他們喜歡背對著顧客，或者在顧客用膳的時候站在他們的身後。小船義男在上海訪問的時候，甚至感到自己是被這些服務員“包圍”了。小船忿忿地在香港的《七十年代》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並且提出了很多的改善建議，這些建議在我們今天看來，隻是一些服務業的基本常識，但在當時，要改善恐怕還要等上很多年的時間。
和當時大多數發達國家的賓館服務業不同的是，中國的服務員有很多是大爺大娘級的，甚至還有孕婦。這讓國外來的旅遊者很不適應，盡管出於社會製度的不同，這些外國人並沒有就此過多地提出意見，但看到和自己父母年紀差不多的人給自己端飯送菜、端酒遞茶，跑來跑去，心裏總感覺不是滋味。
倘若這些外國人還想從“友誼”的角度出發，問問服務員們的貴姓，在大多數時候，他們會得到一些“跟你沒關係”的回答。中國的服務員那時候大多數還有一些編號，這讓人想到了戰爭或是“白色恐怖”年代為了安全掩護而不得不使用代號暗語的非常措施。
小船義男有個從東京外語大學學中國文學專業畢業的同事，中文很不錯。他是1979年小船義男中國之行的同伴。他顯然是把日本人的電話問候用語帶到了中國，有天早上，他想打個長途，剛接上總機（那時候中國的長途還不能直撥，必須由總機接撥），他習慣性地說了聲“早上好”。結果，電話那頭的女電話員馬上回了一聲吼叫“想幹什麼？”這一喊嚇得他馬上掛上了電話並連聲問小船“我說錯了嗎？我不能問好嗎？中國人不說早上好嗎？”看著這位可憐同事又吃驚又傷心的樣子，小船無言以對。許多年以後，當中國人見麵打招呼把“你吃了嗎？”都改成“你好”的時候，當打開電視，甚至滿世界的電視廣告上都是“早上好”、“Good Morning”的時候，不知道今日的小船義男又會有何種感想。
但至少在當時，這個在小船心目中曆史悠久的文明古國，這個勤勞、勇敢、智慧而又有高度文化和修養的偉大民族的服務行業，給他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
服務員還有一個更壞的習慣，就是喜歡時不時地進入客人的房間。送開水或是有點別的什麼事，他們不管有沒有得到客人的允許，就會“咚咚”兩聲便推門而入，甚至有時候還是不聲不響地進去。但1979年的北京飯店已經出現了一些改變，外國旅遊者終於發現了“請勿打攪”的中英文牌子，可以讓客人隨意掛在門外的把手上，這一點已經和國外的飯店一樣了。盡管這樣的飯店不多，但外國旅遊者還是看到了事情在向好的方向轉變。
中國的飯店此時大多數還不能客人自己鎖門，起碼服務員可以從外麵自由地開進來。北京飯店雖然是個例外，但天津的飯店、上海的飯店這些都沒有鎖。上海的飯店是一層一把萬能鎖，但是服務員為了自己的方便卻總是不上鎖。
中國一些大城市的飯店此時已經有了不錯的硬件設施，而且容量也頗具規模。但有意思的是，每座飯店卻總有不少房間是留給工作人員居住的。這些涉外飯店已經開始招待“內賓”了，然而大多數並不是國內旅遊者，而是參加某些會議的代表或是高幹。
飯店的一些細節顯然也不能達到國外旅遊者的要求。北京飯店此時剛裝修了新樓不久，設備是一等的。但是其它的飯店就差遠了，燈光太暗，大多數裝修也很陳舊，有些盥洗室的池子、水龍頭也已經破損，甚至有些飯店的電話根本無法打。1979年到中國的外國旅遊者懷疑這些飯店的床單和毛巾也不是天天換的，而且還是在沒有冷氣設備的炎熱夏季。
餐飲也不能令人滿意，即便是最高級飯店的餐飲部，做的菜也常常不合客人的胃口，那時候大多數的牛排也是嚼不動的。吃飯需要用又粗又長的筷子，這種筷子被日本旅遊者叫作“準長沙式筷子”，小船義男頗有點傲慢地在他的文章中寫道，使用這種筷子的人隻能是粗漢和叫花子。在使用“準長沙式筷子”的同時，這些旅遊者還隻能用髒兮兮的桌布和有缺口的碗碟杯盤。
此時出租汽車已經出現了，北京的出租汽車用的是日本的豐田轎車或是國產的上海牌。出租車司機的服務態度還是不錯的，隻要他們在上班。但在他們快下班或是要吃飯的時候就不是這樣了，在這個時候想要叫車頗有點像今日的中國大城市上下班高峰同時也是出租車交接班高峰的時候。“時間長了可不行”，“我還沒吃飯呢”，“晚了就沒有飯吃了”，這些出租車司機不管你是誰，都會掉轉車頭，一走了之。
這時候還很少有旅客指南，無論是飯店設備、出租車使用或是遊覽場所都很少有資料。一個初到中國的人，仿佛進了無門之林，完全不知道東南西北。
娛樂生活在1979年是貧乏的，電視機在中國仍然是奢侈品，除了北京飯店外，其它很少有飯店配備了電視機。來中國時間長了的外國人一到晚上就不知道如何打發時間，他們中的一些人開始聚餐喝酒，甚至早上也猛灌啤酒。此時還很少有外國人願意到中國來常駐，甚至一些常駐的人還因鬱悶而患上了“北京病”——一種當時因為無聊而產生的情緒。但若幹年之後，這些外國人的工作就會變成一種美差。
香港人開始關注中國大陸的賓館業市場，就在這年的1月，56歲的香港商人霍英東開始與廣東省政府接觸，他提議要在廣州蓋一家五星級賓館——白天鵝賓館，他投資1350萬美元，由白天鵝賓館向銀行貸款3631萬美元，合作期為15年。這是建國後第一家內地與香港合資的五星級酒店。那時候的霍英東最怕的是大陸“政策突變”。但是，當他2006年逝世的時候，遺體上覆蓋著的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他的最高職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協副主席。
廣告來了
在上海工作的丁允朋肯定想像不到，他一篇小小的文章會對中國廣告業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多年後他的一係列廣告著作的影響力，都遠遠比不上1979年1月14日發表在《文彙報》上的一篇篇幅並不長的《為廣告正名》。這天離中國傳統的春節隻有2周的時間。
1964年畢業於南京藝術學院的丁允朋這年38歲。從1964年開始漫長的28年時間裏，他做過上海廣告公司的總設計師、總策劃、高級撰稿人和創作總監。丁允朋的著作不少，寫過《現代廣告設計》、《現代展覽與陳列》、《國外廣告藝術》等書。後來西安楊森的嗎叮啉胃藥、肯德基快餐和多美滋奶粉的一些廣告，也出自他之手。
丁允朋這篇被歸為“雜談”的1200多字的《為廣告正名》是這麼寫的：
電視轉播文藝演出或體育比賽時，往往有“場內休息”，電視觀眾也不得不跟著休息。我想，這是對熒光屏幕的很大浪費。據我了解，在國外，晚上七至九時是電視收視率最高的“黃金時間”，在此間插映廣告，效果大，價格高，一分鍾映費數萬到數十萬美元不等，真叫“寸金難買寸光陰”。當然，我們的電視台不一定這樣做，但對廣告的運用卻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提起廣告，人們往往容易把它和“擺噱頭”、“吹牛皮”聯係在一起。林彪、“四人幫”一夥大搞假左真右，說什麼：“廣告是資本主義生意經，要它幹什麼？”，“櫥窗裏擺的都是吃、喝、穿，是在宣揚封、資、修”。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所有廣告統統被砸爛，甚至商店櫥窗也統統封閉起來，不見有商品陳列。
現在，撥亂反正，為了使社會主義市場豐富多彩，對櫥窗設計布置已經開始重視起來，但廣告是不是都屬於“擺噱頭”、“吹牛皮”，似乎尚未澄清。
我們對於資本主義那種不擇手段的盈利，當然是不讚成的，但對於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一點，卻不但不能反對，反而需要分析、研究，並加以學習。因此，我認為，對資本主義的生意經要一分為二。要善於吸取它有用的部分，廣告就是其中之一。我們有必要把廣告當作促進內外貿易、改善經營管理的一門學問對待。在經濟發達國家裏，專業的廣告公司林立，許多大專院校都有廣告專業。他們的廣告設計，往往是建築在市場周密研究的基礎上，對同類產品進行分析比較，然後，結合消費者的心理，有針對性地進行的。廣告設計大都文字簡潔，畫麵富於形象化和吸引力，它能指導商品的流向，促進銷售。這一點，對於我們社會主義經濟來說，也是可以用來促進產品質量提高，指導消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