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鄧小平的國情意識和世界眼光(1 / 3)

當代中國國情和世情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客觀基礎,科學地把握國情和世情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要求。鄧小平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基礎上,對國情與世情作出了新觀察、新理解、新闡釋,糾正了不合時宜的錯誤觀念和政策,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有了牢固的現實基點。

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曆史轉折關頭,深刻體會到由來已久的“左”的思潮給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造成了嚴重危害,與世界前進的步伐相比,中國落後了。中國落後的原因,表麵看來是方針政策的錯誤,而根本原因則是由於對國情與世情的認識存在嚴重偏差,製定的方針政策脫離了國情與世情。因此,站在時代的高度,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思維方法,清醒地認識我們的國情,全麵地分析當今的世情,成為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現實任務,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現實前提,是決定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敗的關鍵因素。

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客觀基礎

要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首要必須弄清楚中國是在怎樣的國內外條件下從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研究中國的國情與世情,對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有多方麵的重要意義。

1.把握國情與世情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要求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中國人民選擇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人民的當然要求,沒有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就沒有馬克思主義對中國人民的科學指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反映民族精神,走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建設和改革道路。要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必須準確把握當今的國情與世情,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應有之義。

從曆史背景來看,馬克思主義產生於19世紀的西歐,當時的西歐,正處在資本主義的上升發展時期,資本主義取得了對封建專製政治和教會精神控製的勝利。資本主義製度相對於封建製度而言是曆史的巨大進步,它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有了相當的改善,人們的社會生活方式發生了許多積極的變化。但是資本主義製度也給人類社會帶來了許多災難。資產階級對利潤的無止境追求加重了對勞動人民的剝削,造成了國內的嚴重階級分化和對立,貧富差距十分懸殊;生產和市場的矛盾無法克服;資產階級國家為確保本國資產階級利益,對外侵略擴張,進行不等價交換,掠奪他國人民的財富,造成了窮國與富國之間的矛盾和衝突。資產階級惟利是圖的本性還導致了對環境資源的浪費和破壞,從根本上危害了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因此,資本主義製度充滿了矛盾和弊端,資本主義絕非完美。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追求一個代替資本主義社會的更高級更合理的社會形態,這是一切先進的思想家麵臨的曆史任務。馬克思承擔了這一任務,他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對共產主義的向往是理所當然和合情合理的,他的學說給被壓迫民族和人民乃至整個人類指明了新的希望,具有進步的曆史意義。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後,自始至終都麵臨與中國所處的具體國情與世情相結合的問題。在中國革命的綱領問題上,中國共產黨認識到中國革命不是要一般地反對資本主義,革命的性質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革命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其前途是社會主義。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上,要采取既聯合又鬥爭的政策。新中國成立後,對資本主義經濟采取和平贖買的方式,實行利用、限製和改造的政策,利用其積極作用,限製其消極作用。但是,在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也存在嚴重的“左”傾錯誤。由於脫離中國的具體國情和現實世情,盲目照搬外國模式或拘泥於馬克思、恩格斯的個別論斷,在實踐中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當今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既麵臨與過去時代一脈相承的曆史共性及其他國家建設和發展的共同問題和普遍特點,又麵臨自己現實的獨特特點和具體條件。機遇和挑戰並存,要把握機遇,迎接挑戰,就要總結曆史經驗,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對國情與世情進行科學的分析與把握,趨利避害,製定出符合國情與世情的方針政策來。

2.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係實際必須把握國情與世情

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係實際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也是人們在實踐中取得成功,達到預定目的的基本方法、基本前提。中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把握中國是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中大國這個基本國情,必須認識當代世界各國相互影響、相互依賴程度日益加深這個基本世情,確定自己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軍事等綱領,才能成功地走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

從中國經濟的具體國情來看,中國經濟發展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差距很大,人均水平更低。要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隻能通過有步驟分階段的發展規劃,逐步達到現代化的目標。要根據經濟發展每一階段的具體情況,來製定發展重點和戰略措施,不能操之過急,否則就會犯類似“大躍進”那樣的錯誤;但是也不能發展太慢,因為我們的基礎太差,我們在前進,別人也在前進,沒有較快的速度,就永遠趕不上其他國家,現代化就難以實現。所以,我們需要跳躍式前進,隔幾年上一個台階,爭取比較健康的、效益比較好的高速度。正確的長遠戰略部署、“十年規劃”、“五年計劃”以至年度計劃,都要堅持既要穩妥又要積極,既要效益也要速度,既要解決現實需要,也要服務長遠目標。隻有對經濟狀況有全麵、具體的了解,才能製定出切實可行、科學合理的經濟規劃。從所有製結構來看,我國經濟的低水平和多層次不平衡狀況決定了不應該隻有單一的公有製形式,那隻會破壞而不是促進生產力。改革開放前的高度公有化的所有製結構是政治“左”傾思想的直接產物。公有製有它優越性,但隻有在特定的條件下、特定的範圍內才有某些方麵的優越性。舊體製的問題正在於公有化的範圍太寬、程度太高,並不適合中國生產力的狀況和人民的思想覺悟水平。發展生產力的新任務,要求既要發揮公有製經濟集中力量辦大事、加強重點、協調地區發展差異、防止貧富分化的積極作用,又要調動非公有製經濟信息靈通、反應敏捷、活躍市場、擴大就業、增加稅收等方麵的積極作用。某一些地區在某一時間,所有製結構中各種所有製所占比例如何,不應當有一個人為的指標,而應由宏觀調控下的市場機製來決定,這就要求經濟決策部門對當時當地的具體經濟情況有深入的認識。相應地,在分配製度中,也應堅持按勞分配和其他分配方式並存,充分利用各種經濟資源,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調動各方麵的積極性,提高經濟活動的活力和效益。

從中國政治的基本國情來看,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果使中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人民的指導思想。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經曆了嚴重的挫折,存在嚴重的問題;人民民主專政製度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但對人民內部的民主程度不夠,民主製度不夠健全;中國共產黨聚集了許多先進分子,但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並不完善,認識能力和工作水平有待提高;馬克思主義提供了行動指南,但如何與中國國情相結合還是一個需要實踐來回答的問題;四項基本原則要堅持,但必須在堅持中不斷完善。中國人民通過社會主義製度實現了自身的解放,物質利益和精神文化利益得到很大的提高,所以不能背離社會主義道路,隻能通過社會主義改革,興利除弊;必須擴大人民民主,使人民享有更加廣泛的、真實的自由民主權利,但又不能搞資產階級的議會民主製,要把民主自由和法律紀律結合起來;中國共產黨要通過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提高來改善自身,通過改善黨的領導來加強黨的領導,但是又不能拋棄黨的領導,搞多黨競選,否則就會造成動蕩,危害穩定;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指導思想,但是必須全麵地完整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必須用新的實踐、新的經驗來豐富、完善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使之永葆生機與活力。因此,要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發展道路,必須準確地把握中國現實國情才有可能。

從當今中國所處的基本世情來看,世界各國在資金、資源、人才、信息、環境等方麵的相互聯係、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世界經濟一體化有了很大發展,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在閉關自守中獲得發展。抓住機遇,揚長避短,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利用國際資源與信息加快自身發展,成為各國經濟發展的共同特點。中國經濟發展水平雖然不高,但中國也有自己的優勢,勞動力資源豐富,市場廣大,經濟改革產生的活力,都吸引著各國的資本與技術,中國完全可以在國際經濟交往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中國要實現現代化,還需要穩定和平的國際環境,這就要聯合世界上愛好和平的力量,反對霸權主義,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因此,製定有利於保障和促進現代化建設的外交政策方針,也需要對現實世情有清醒的把握。

3.馬克思主義民族化、具體化必須把握國情

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對各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爭取自身解放和促進人類共同進步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用馬克思主義指導社會實踐,可以明確前進的方向,凝聚人民力量,團結一心戰勝各種困難,在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麵進步的事業中取得較大的成就。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創立者也不可能超越當時的社會曆史條件的製約。他們不可能對各個國家如何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進行細致入微的預測。當然,馬克思、恩格斯並沒有教條地看待自己的學說和主張,他們要求人們根據實踐不斷地修正甚至拋棄過時的主張。他們對自己的學說也采取了科學的態度,不承認有什麼一成不變的永恒真理。馬克思反對人們對他的學說采取教條主義的態度。如果不顧各國的具體曆史條件而生搬硬套馬克思的主張,那就像削足適履一樣荒謬而有害。

各個國家具體國情不同,馬克思主義民族化、具體化所選擇的具體道路就應當有所區別。具體來說,各國的曆史傳統、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自然地理條件、人口狀況、民族關係等都有很大差異。如果無視這些具體國情的差異,生搬硬套或者強迫他國接受某種模式,注定要遭到失敗。曆史上蘇聯推行大國主義、大黨主義,把自己的意見想法、道路模式在他國強製推行,對堅持獨特發展模式的國家施加種種壓力,結果導致了嚴重的教條主義,體製僵化,在國際關係上形成了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不正常關係,這是後來蘇聯、東歐劇變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