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處理好學習、借鑒外國模式與突出中國特色的關係，堅持走自己的路，一直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課題。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總結曆史經驗的基礎上，強調學習借鑒，但決不照抄照搬，把學習外國與獨立自主相結合，堅持走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和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道路，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了世界矚目的巨大成就。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所以“成於鄧”，一個根本原因就在於以鄧小平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正確地處理了中國與外國的關係。
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在七十年的鬥爭中，我們黨積累了極其豐富的經驗，歸結到一點，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道路。”這是對中國革命和建設成功經驗的集中概括，也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功經驗的集中概括。要“走自己的道路”就要既突出本國特色，又學習和借鑒外國，但不盲目照搬。綜觀我們黨的曆史，可以說什麼時候我們做到了這一點，我們的革命和建設就會成功；相反，就會遭受挫折和失敗。
我們黨在探索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先後走出了三條“自己的道路”：一是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二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三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正是通過這三條道路，我們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做了“三件大事”，贏得了三個曆史性的偉大勝利。這就是江澤民在“七一”講話中所概括的：“第一，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結束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曆史；第二，消滅剝削製度和剝削階級，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第三，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件事還正在做。這三件大事，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一、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
中國革命為什麼能取得勝利？就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獨立思考，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找到了適合中國情況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鄧小平指出：“馬克思、列寧從來沒有說過農村包圍城市，這個原理在當時世界上還是沒有的。但是毛澤東同誌根據中國的具體條件指明了革命的具體道路，在軍閥割據的時候，在敵人控製薄弱的地區，領導人民建立革命根據地，用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了政權。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是在帝國主義世界的薄弱環節搞革命，我們也是在敵人控製薄弱的地區搞革命，這在原則上是相同的，但我們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農村，用農村包圍城市。”之所以說它具有中國特色，是因為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沒有走像法國巴黎公社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城市中心起義”的革命道路。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列主義認為，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無產階級要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建立自己的政權，就必須建立一支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軍隊。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充分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學說的正確性。正因為認識到這一點，當國民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人懂得了“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道理，從此中國共產黨人義無反顧地走上了獨立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革命道路。但是，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學說畢竟隻是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最一般性原則，而且主要是根據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發展規律總結出來的基本原則。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應該以什麼樣的道路和方式貫徹這一基本原則，就必須做到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本國實際相結合。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本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句話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兩個方麵，一方麵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麵叫結合本國實際。我們曆來認為丟開任何一麵都不行。”於是，在解決中國革命道路問題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的一般原則，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了要武裝奪取政權，但其主攻方向在哪兒，是城市為中心還是農村包圍城市？這就不得不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當時中國的實際是什麼樣的呢？中國“不是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而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國家；在內部沒有民主製度，而受封建製度壓迫；在外部沒有民族獨立，而受帝國主義壓迫。因此，無議會可以利用，無組織工人舉行罷工的合法權利。在這裏，共產黨的任務，基本地不是經過長期合法鬥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占城市後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同時，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有80%的人口是農民，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而農民也成了中國革命的主力軍，農業經濟在中國社會經濟中占主要地位，農村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可以離開城市相對獨立，而城市卻離不開農村，中國農村地域廣大，“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沒有回旋的餘地。再者，強大的敵人占據著中心城市，廣大農村相對地說，敵人統治比較薄弱，革命力量可以在農村生存和發展。所以，無產階級隻有深入到農村去，發動農民開展土地革命，建立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軍隊，進行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遊擊戰爭，才能戰勝武裝的反革命，取得反帝反封建的勝利。
由於受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中心城市起義模式的影響，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把黨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雖然毛澤東等人早在1927年就已經開辟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新道路，並開辟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但這一被毛澤東稱為“上山”的道路在理論上並沒有為全黨認識和接受，在實踐中遭受抵製。特別是那些教條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左”傾路線者始終認為，鄉村是統治階級的四肢，城市才是他們的頭腦與心腹；單隻斬斷了他的四肢，而沒有斬斷他的頭腦，炸裂他的心腹，還不能置他於死地；斬斷統治階級的頭腦，炸裂他的心腹的殘酷鬥爭，主要是靠工人階級的最後的激烈鬥爭――城市武裝暴動。在這種以城市為中心的思想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各地先後領導和發動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等100多次武裝起義。這些基本上以奪取和占領中心城市為主要目標的武裝起義，大部分因為時間和條件不成熟，敵我力量過於懸殊而很快歸於失敗。這些起義的失敗表明：在敵人擁有強大武力的情況下，企圖在短時期內通過城市武裝暴動，占領大城市來奪取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即使取得暫時勝利，也不可能在城市長期堅持下去。隻有當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全黨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毛澤東領導創立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才占據主導地位，中國革命也從此打開了一幅新天地。
“一個國家的革命要取得勝利，最根本的一條經驗就是，各國共產黨應該根據自己國家的情況，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是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正確道路，所以一開始不僅在國內，包括在國際範圍內也未得到公認。共產國際和斯大林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中國農村的武裝鬥爭，但並不支持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革命道路。共產國際的同誌們一直懷疑中國黨遠離城市工人階級而改變了黨的性質。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並沒有屈服於外來壓力而改變自己的選擇。不難想像，如果教條主義地照搬共產國際所堅持的城市中心道路的西歐模式或俄國模式，如果屈從於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壓力，如果沒有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獨創精神，怎能形成適合中國情況、中國特點的關於革命道路的理論？當然也就不會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開端――毛澤東思想，更不會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階段，毛澤東思想的繼承――鄧小平理論。
二、中國特色的改造道路
鄧小平說過：“我們今天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所走的道路，是列寧所想過的，但是列寧沒有能實現。我們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采用了和平改造的辦法。實踐證明，這樣做的結果，我們的生產不僅沒有受到破壞，而且得到了發展，既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教育了資產階級。這是比較好的辦法。如果普遍真理不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或者結合得不好，那末就會造成很大的損失。像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以及其他各個方麵，都有這個問題。”當中國民主革命取得勝利後，像中國這樣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如何建成社會主義？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選擇什麼道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仍然堅持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不拘泥於“本本”，不照搬外國的現成經驗和現成公式，而是從中國國情出發，采取適合中國情況和特點的辦法，創造性地開辟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一方麵在改造生產資料私有製，建立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製等方麵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向蘇聯學習；另一方麵又從中國實際出發，采取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方針、政策和辦法，避免蘇聯社會主義改造中的某些過火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