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農村、城市改革走自己的路
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實行“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決策,而在當代的中國改革事業,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道路具有驚人的曆史相似性,實行先農村後城市的改革道路,然而,不管是農村改革還是城市改革都堅持走具有中國特色的改革道路。
1.農村改革具有中國特色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經濟改革一直走在全國改革的前頭,農村經濟的蓬勃發展推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並為我國社會經濟穩定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與建國後的其他時期相比,20世紀80年代至今,是全國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收入水平提高最快和生活水平改善幅度最大的時期。飲水思源,全國人民無不為此衷心感激鄧小平同誌。“翻身不忘毛澤東”,“致富不忘鄧小平”,道出了全國人民的共同心聲。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把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關係必須適合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基本原理同中國農村的實際相結合,在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基礎上,從我國農村改革的實際出發,提出了一係列農村改革和發展的思想,並在改革實踐中不斷發展和完善,最終形成了一套指導我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科學理論體係。在過去的20多年中,正是在這一理論體係的指導下,我國的農業和農村經濟才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
農業是社會安定的基礎。國以民為重,民以食為天。農業穩,百業穩;農業穩,全局穩。對此,鄧小平同誌指出:“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農村,中國穩定不穩定首先要看這百分之八十穩定不穩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沒有農村這一穩定的基礎是不行的。”“農村不穩定,整個政治局勢就不穩定”。1982年,鄧小平會見利比裏亞國家元首多伊時說:我國經濟建設的曆史經驗,“重視發展農業。不管天下發生什麼事,隻要人民吃飽肚子,一切就好辦了。”我國的基本國情是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且12億人口中有9億人口生活在農村。怎樣進行農村改革,振興農業經濟,提高農民收入,是一個相當困難而又不得不解決的重大課題。
中國農村經濟改革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是一場自下而上的改革。農村改革的重大措施之一是實行責任製。從曆史原因來看,蘇聯模式在中國農村遠不及城市成功,中國農業政策受蘇聯影響不大,即使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也不像蘇聯的集體農莊那樣集中統一。以家庭為單位的傳統經營方式有著頑強的生命力。在改革過程中,廣大農民創造了“聯產承包責任製”和“大包幹”,這就是責任製。這個新生事物出現後,鄧小平給予了讚揚和肯定。1980年5月,他在有關講話中指出:“農村政策放寬以後,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他特別提到,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長期貧困的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也搞了大包幹,也是一年翻身,改變了麵貌。1984年,他在同外賓的談話中又指出:“我們首先解決農村政策問題,搞聯產承包責任製,搞多種經營,提倡科學種田,農民有經營管理的自主權。這些政策很見效,三年農村就發生了顯著變化。”在鄧小平看來,責任製是農村改革的重大措施之一。
鄧小平第三次複出後,對農村改革進行了深入的思考。針對中國農業政策存在的問題,1979年元旦,他在聽取中共四川省委彙報工作時說:“農村和城市有個政策問題。我在廣東聽說,有些地方養三隻鴨子就是社會主義,養五隻鴨子就是資本主義,怪得很,農民一點回旋餘地沒有怎麼行?”
在鄧小平改革方針指導下,1979年9月,中央召開了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討論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的問題。從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連續5年用第一號文件指導農村改革。1984年中央決定將土地承包期延長到15年以上。
對於農業的改革與發展,鄧小平從長遠的觀點出發,高瞻遠矚,提出了兩個飛躍的思想。“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製。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鄉鎮企業很重要,要發展,要提高。農業問題要始終抓得很緊。”鄧小平關於農業“兩個飛躍”的重要論斷,既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又是在中國國情的基礎上,走了一條中國式的建設道路。
鄧小平曾指出:“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這都是些初步意見,還沒有作最後決定,以後可能不算數。劉伯承同誌經常講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隻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說的打仗。我們之所以能夠打敗蔣介石,就是不講老規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況,打贏算數。現在要恢複農業生產,也要看情況,就是在生產關係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看用哪種形式能夠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就采用哪種形式。”1980年5月,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人員談話時,高度評價了安徽農村實行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的做法。這些觀點充分說明鄧小平並沒有丟掉老祖宗的東西,鄧小平提出的要使那些能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的方式合法起來,明確地闡述了生產力標準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標準的發展。
但在同時,針對中國的具體情況,鄧小平提出農村改革走一條自己的路。1980年1月,鄧小平在黨中央召集的一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又一次說道:“中國這樣的底子,人口這樣多,耕地這樣少……所以,我在跟外國人談話的時候就說,我們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接著又說:“前不久一位外賓同我會談,他問,你們那個四個現代化究竟意味著什麼?我跟他講,到本世紀末,爭取國民生產總值每人平均達到一千美元,算個小康水平。”在這裏,他不僅從農村與農民的問題出發提出了中國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的”這樣的論斷,而且還從這裏引申出了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建設目標,從而體現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與精神。此後,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鄧小平也是從這一問題出發,明確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源於長期曆史經驗的基本結論。在以後的實踐過程中,鄧小平多次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進行改革。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我們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在農村先見成效”。所謂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等於說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事業開始於農村,農村改革是這一事業的出發點。
在鄧小平關於農業兩個飛躍思想的指引下,我國農村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後又出現的一個重大製度創新――農業產業化正在各地蓬勃興起。農業產業化是以國內外市場為導向,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對當地農業的支柱產業和主導產品實現區域化布局、專業化生產、一體化經營、社會化服務、企業化管理,產供銷、貿工農科教緊密結合為一條龍的經營體製。新質意義上的規模經營,是我國農業實現鄧小平第二個飛躍思想的最現實的選擇。
鄧小平關於農業兩個飛躍的理論,科學地揭示了我國農村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矛盾運動的規律,指明了中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方向及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實際內容與實現途徑,具有中國特色,堅持了農村改革走自己的路。
2.城市改革具有中國特色
農村改革給農民群眾帶來極其明顯的經濟實惠,農民群眾的改革與發展熱情十分高漲。正是在這種背景下,1984年10月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重點,由農村向城市全麵推進。相對於農村改革,城市改革的阻力和難度要大得多。如果說,我國的農村經濟體製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自下而上的改革,那麼,城市經濟體製改革則更多地表現為自上而下的改革。與此相聯係,城市職工對經濟體製改革的積極性,則遠不如農民群眾當初對經濟體製改革的積極性。應當確立這樣一種觀點,即從長遠看,我國的經濟體製改革不僅會給農民群眾帶來物質利益,同時也會給城市職工帶來物質利益。但就經濟體製改革的某一階段看,情況則不完全是這樣。因為經濟體製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說,意味著經濟利益關係的再調整。或許是由於這個緣故,我國城市經濟體製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自上而下的改革,以及這種改革還或多或少帶有一定的強製性。
對此,鄧小平同誌有一個客觀的評價。“我們真正幹起來是一九八?年。一九八一、一九八二、一九八三這三年,改革主要在農村進行。一九八四年重點轉入城市改革。經濟發展比較快的是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可以說,這個期間我國財富有了巨額增加,整個國民經濟上了一個新的台階。”這一期間的經濟增長,實際上是做大了蛋糕,既為非公有製經濟的發展創造了空間,也為國有企業的機製轉換提供了條件。中國90年代的全麵配套改革正是建立在80年代改革取得良好收益的基礎之上的。
從1981年7月確定湖北省沙市市進行城市綜合改革試點開始,城市改革試點已經進行幾十年了。從企業改革試點發展到市場、流通改革試點,從單項改革試點發展到綜合改革試點,從城市改革試點發展到以城市為中心城鄉一體化的區域性改革試點。試點不斷深入,範圍越來越寬,內容越來越豐富,難度也越來越大。到1987年,綜合改革試點城市由3個發展到72個,其中包括了除京、津、滬以外的所有特大城市和60%左右的大城市,還有一些城市進行了住房、金融、社會保險和政府機構等方麵的單項改革試點。城市綜合改革試點以打破條塊分割和城鄉封鎖、充分發揮城市的中心作用為方向,緊緊圍繞增強企業活力這個中心環節,進行了不同層次的配套改革,創造了不少好經驗。
1988年,為了適應當時經濟發展、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新形勢,為了加強對試點工作的領導,經國務院同意,國家體改委部署改革試點工作分三個層次展開,即廣東、福建兩省的綜合改革試驗區,探索率先建立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新體製;國務院批準的綜合改革試點城市和計劃單列市進行以深化企業改革、轉變企業經營機製為中心的配套改革;其他各省、自治區批準的綜合試點城市進行因地製宜、各具特色的改革試點。可以說,綜合改革試點在麵上已全麵展開,並與經濟體製改革整體結合起來進行了。之後,由於經濟發展中出現了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等問題,中央提出了治理整頓、深化改革的方針,城市改革試點內容及外部環境發生了變化。
雖然中國城市改革相對於農村改革來說,具有一定的強製性,難度更大,但在鄧小平堅持走自己的路的改革指導思想下,同樣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
三、體製改革走自己的路
當代中國的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自我發展,因此改革的實質是“堅持製度,改革體製”。我們的改革主要是解決體製上存在的弊端,而不是變革社會主義的根本製度,體製改革也要走自己的路。體製改革包括經濟體製改革、政治體製改革和其他體製改革。1992年元旦,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他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立的章程並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經濟、政治、科技、教育、文化、軍事、外交等各個方麵都有明確的方針和政策,而且有準確的表述語言。”
1.經濟體製改革
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起,我黨開始實行市場取向的經濟體製改革,到現在已20年。20年來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表明,是鄧小平理論使人們擺脫了許多思想上和體製上的禁錮,使中國的經濟體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改革和體製的轉軌,調動了各方麵的積極性,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中國的改革開放勢頭方興未艾,這是全世界所公認的,也是不可逆轉的。正如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指出的:“在當代中國,隻有把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的鄧小平理論,而沒有什麼別的理論能夠解決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
鄧小平關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中,社會主義經濟體製改革思想是一個重要的、極富理論創見的部分,並對中國經濟體製改革曆程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
第一,提出改革也是革命、也是解放生產力等著名論斷,明確了改革的根本任務和根本出路。
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則是鄧小平提出的一個全新的論斷,它衝破了長期以來對社會主義理解上傳統觀念的束縛,是針對當時我國經濟體製事實上已形成一種同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不相適應的僵化模式而提出來。他指出:我們“為了發展生產力,必須對我國的經濟體製進行改革”。“我是主張改革的,不改革就沒有出路,舊的那一套經過幾十年的實踐證明是不成功的。過去我們搬用別國的模式,結果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這一命題,其意義比一般說的改革是為了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更深一個層次,正如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中所說:“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確立以後,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製,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過去,隻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這是因為,傳統的僵化的經濟體製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的嚴重阻力,所以,改革是一場極其艱巨的任務,它要衝擊由傳統體製所形成的利益格局,在不少方麵還涉及對社會主義重新認識。故此,鄧小平在1984年就說,我們把改革當作一種革命。這是就其引起社會變革的廣度和深度來說,但是,作為社會主義製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在我國還隻是開了一個好頭。改革是一個長期發展的過程,是一項艱巨複雜的社會係統工程,相對過去推翻舊製度和根本變革舊的社會製度,鄧小平將改革稱為中國第二次革命,其意義是十分深遠的,它從根本上解決了我們對這場社會變革的深刻性、廣泛性的認識。
第二,提出堅持“三個有利於”的判斷標準,為廓清經濟體製改革方向道路的迷霧提供了有力武器。
鄧小平同誌曾尖銳地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都有一個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道路問題。他所倡導的改革,正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的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他強調指出:要“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個問題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當,造成誤解,就會變得謹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開手腳,結果是喪失時機,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在當今風雲變幻的世界局勢下,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沒有具體明確的內容和要求,我們一部分人就會被一些現象所迷惑和困擾,基於此,鄧小平說:“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一衡量我們各項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標準,為我們廓清前進道路的迷霧提供了有力武器。它正是堅持生產力標準的繼續,離開生產力的發展,離開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的提高和改善,抽象地談論社會主義原則和社會主義製度,就會把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推向“空中樓閣”的境地。我們的幹部群眾隻有把握了這一“武器”,工作起來才心中有數,改革開放的舉措也才更全麵、更堅決、更踏實,他們不但敢想、敢試、敢闖,而且能想好、試好、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