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當今世界的潮流，無論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都在進行各自不同的改革。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道路的選擇，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當代中國必須解決的重大課題，它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內容，經曆了一個不斷試驗和探索的過程。在鄧小平具有開拓型改革思想的指導下，在同馬克思主義改革思想結合的同時，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改革模式，“摸著石頭過河”，逐步走向成熟，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革道路。無論是農村改革和城市改革，還是經濟體製改革、政治體製改革以及其他方麵的改革，都體現了與激進式改革不同的漸進式改革道路。
一、中國社會主義漸進式改革道路
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與蘇聯的改革不同，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改革也不同，這就是中國社會主義漸進式改革道路。中國社會主義漸進式改革有其客觀必然性，顯示出鮮明的特點，有著深遠的意義。
1.中國社會主義漸進式改革道路的必然性
當代中國的改革是由鄧小平設計和推動的。漸進式改革是鄧小平關於改革“摸著石頭過河”的戰略藝術的具體運用，是依據我國的具體國情，按照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而進行的理性選擇，是鄧小平改革戰略思想的核心和精華，是使中國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相對於俄國、東歐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激進改革”，當代中國的改革道路被稱為漸進式改革。
所謂漸進式改革，就是把整個改革在空間和時間劃分為若幹小的單位，由局部到整體，有先有後，不斷地總結經驗，慎重穩妥地逐個推進。區別於全麵推開、一步到位的激進式改革。
鄧小平多次講，改革是一場“偉大革命”，“確實是一場新的大革命”，“我們把改革當作一種革命”，“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變革”，“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
首先，從改革的根源來看，仍在於社會的基本矛盾。也就是說，改革的性質同過去的改革一樣，是為了掃除發展生產力的障礙，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後的狀態。但是，當代中國的改革“是對體製的革命”，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的前提下，自覺調整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各個方麵和環節，建立新的生產關係和新的體製，來適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實現現代化的曆史要求。因此，這一次革命不同於中國無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通過疾風暴雨的群眾運動和激烈的社會震蕩來完成的第一次革命。鄧小平強調這一次革命必須有領導有秩序有步驟地進行，要求“穩定壓倒一切”，強調革命的漸進性和長期性。鄧小平講，現在我們搞的“改革不隻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紀的前五十年。這件事必須堅決幹下去”。他還說，恐怕再有30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麵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製度。實際上，在當時，改革從哪裏著手、如何推進、選擇什麼樣的路徑等，是不可能有十分清晰的認識的。也就是說，改革的“總的方向、原則有了，具體章法還要在試驗中一步步立起來”，這就決定了我們無法立即進行全麵的、一步到位的改革；隻能從局部試驗入手，分步進行，邊幹邊學，邊學邊幹；隨著局部改革的推進，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逐步深化我們的認識，進一步明確目標，調整路徑，探索方法，在此基礎上不斷地拓展和深化改革。
其次，我國的經濟基礎決定了改革的漸進性。我國尚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低，商品經濟不發達，生產社會化程度低，市場組織體係基礎薄弱。在這樣的背景下，要建立西方國家經過幾百年自然的連續的演變才形成的現代市場經濟體製，而且要體現社會主義的原則，絕不可能僅僅借助幾道改革法令，用快刀斬亂麻的辦法就能快速實現。舊體製可以在一夜之間摧毀，新體製卻不可能憑空一蹴而就。無論是重塑微觀經濟主體、建立健全市場體係、完善市場機製、轉變國家調節和控製機能，還是營造適宜於市場經濟發展的各種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等製度環境，都需要一個過程。以政府為主導的市場化改革，可以縮短商品經濟由不發達到逐步發達的曆史，卻不可能超越該發展過程。而且，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經濟社會發展呈非均質、不平衡的特點。經濟上存在著二元結構，城鄉差別大；由於地理位置、自然稟賦、曆史及其他因素的作用和影響，我國地區發展極不平衡；原有經濟體製在不同產業中的實現程度和運行績效也有很大的差異；產品經濟、不發達的商品經濟和殘餘的自然經濟同時並存。這就決定了城鄉之間、不同的地區及不同的產業之間，對改革的需求程度是不一樣的，對新體製的認同條件和速度也會很不一樣。因此，中國不能像民族小國那樣，一聲令下，齊頭並進地從一種體製迅速轉向另一種體製。
再次，全體社會成員對改革的態度決定了改革的漸進性。雖然我們的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但這絲毫不意味著改革是在全體社會成員一致同意的情況下開始和進行的。畢竟改革是人們利益關係的重新調整，必然會產生受益受損效應，利益受損者當然會反對這種改革的。而且，改革的收益並不是馬上就能兌現的，甚至不是在改革之初就可明確預期的，因此，人們可能懷疑改革所帶來的利益，從而弱化了人們對改革的支持。再加上“左”的影響根深蒂固，有人會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如果全麵推開改革，必然會遭到為數不少的社會成員的懷疑甚至反對，還可能引發社會動蕩，增大改革的難度和風險。
最後，改革的試驗性決定了改革的漸進性。我們的改革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一切都需要我們自己摸索和創造。正因如此，鄧小平把改革定性為一場試驗。他指出：“我們現在做的事都是一個試驗。”既然是試驗，就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如果進行大規模的一次性試驗，會有很大的風險。所以，鄧小平明確指出，改革“要先從一兩件事上著手，不能一下子大幹”。要“先從局部做起，從一個行業、一個地區做起，逐步推進”。
2.中國社會主義漸進式改革道路的特點
1998年萬裏深有感觸地說：“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怎麼搞？誰知道！還得‘摸著石頭過河’。石頭是什麼？就是實踐，摸清曆史的脈搏，曆史的趨勢。這是我們的傳家寶，但長期的‘左’傾錯誤使我們把它弄丟了。農村改革中把它恢複起來，發揚光大，所以搞得比較成功，這是一條十分重要的經驗，以後千萬不能再弄丟了。”中國社會主義漸進式改革道路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領導人不斷探索的道路，“摸著石頭過河”可以說是中國改革道路不同於別國改革道路的最大的特點。
從鄧小平漸進式改革的基本方法來看，遵循先易後難。鄧小平認為，改革必須係統地進行，但並不意味著改革隨時都是全麵鋪開，齊頭並進。事實上這樣也做不到。因為我國的國情非常複雜，僵化的舊體製對生產力的阻礙作用有直接和間接之分，各地方體製弊端的危害有大小之分。因此，我們的改革必須分輕重緩急，有步驟、有突破、有秩序地進行，改革要抓住重點，選準突破口，先易後難。先在那些改革成本較低並能有明顯成效的領域進行體製改革，而且改革能夠使大多數參與改革的人受益；為了減少改革的阻力，大部分改革要經過試點、擴大試點、推廣的過程，從而逐步向新體製過渡；在改革原有體製的同時，積極發展那些不需要國家有較大投入的新體製要素。鄧小平遵循上述特點，“進一步，看一步”，領導我們在各個領域進行漸進式改革。比如企業改革首先從放權讓利入手，在阻力很小的情況下引入了市場關係，從而很容易解決企業動力不足問題，使各方麵都獲得了較大收益，為企業的深層次改革創造了條件。又比如，政治體製改革難度較大，鄧小平結合國情，先從廢除幹部終身製、精簡機構、裁減冗員等較容易做到的方麵入手，然後再逐步深入。先易後難，使改革逐漸推進，分步到位，避免了社會大的震動，不僅沒有引起社會生產力的破壞，相反保證了生產的持續增長和社會的不斷進步，進一步深化改革，為實現體製轉換奠定了基礎。
從漸進式改革起點和突破口來看，實行先農村後城市。鄧小平依據國情和城鄉不同特點，選擇了中國改革的突破口：在廣大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我們首先解決農村問題，即“改革首先是從農村做起的，農村改革的內容總的說就是搞責任製，拋棄吃大鍋飯的辦法，調動農民的積極性”。選擇農村作為改革的突破口，是十分正確的做法。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民以食為天；中國有80%的人口住在農村，中國穩定不穩定首先要看這80%穩定不穩定，我們首先在農村實行搞活經濟和開放政策，調動了全國80%的人口的積極性。這不但穩住了農村這個大頭，而且解決了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這就為全麵改革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不僅如此，農業和農村的改革還為全國改革創造了經驗，正如鄧小平所說：“農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們的信心，我們把農村改革的經驗運用到城市，進行以城市為重點的全麵經濟體製改革。”的確，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以後，改革的重點轉移到城市。在多年醞釀和農村改革成功的基礎上，經濟體製改革逐步全麵展開。改革由農村再向城市推進使中國改革獲得了成功。
從漸進式改革的整體推進方式來看，先經濟後政治。根據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原理和先易後難的改革原則，鄧小平采取了先經濟後政治的總體改革推進方式，而在經濟領域裏的改革更是先淺層次後深層次。比如，在所有製改革上，先發展個體私營經濟、鄉鎮企業，取得經驗後再進行國有經濟改革，從而使各種經濟成分迅速發展，國力隨之增強；在企業改革上也是先進行企業微觀的、淺層次的改革，再進行宏觀的、深層次的改革；先調整政策、放權讓利，再向體製改革的“難點”推進。在我國經濟體製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後，隨之而來就要求推進政治體製改革。而政治體製改革也基本上是漸漸推進，其目的是建立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正如鄧小平所說：“民主化和現代化一樣，也要一步一步地前進。”政治體製改革的漸進性和穩妥性為經濟改革和其他領域的改革創造了條件。
從漸進式改革的區域推進方式來看，先沿海後內地。在鄧小平看來，對外開放不但是改革的重要方麵、重要部分，而且改革的基本內容也包括開放，因此，開放也是改革。我國地域遼闊，各地發展不平衡，沿海與內地差別較大，據此國情，鄧小平選擇了沿海地區作為改革和對外開放的前沿陣地。改革初期，率先在沿海地區實行開放政策，利用它們對外聯絡的條件，在那裏先後建立了深圳、珠海等經濟特區，開放了14個沿海城市，以此作為技術、管理、知識以及對外政策的窗口，並通過這些窗口引進資金、技術、人才，特別是引進市場機製，改革傳統體製，轉換計劃經濟模式，實現沿海地區同國際市場接軌。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不僅最先成為對外開放的窗口，而且成為我國各項改革的先行試驗區，起到了極大的示範作用，以此帶動了內地的改革開放。目前已形成了由沿海逐漸向沿邊、向內陸梯度推進的開放格局。
從漸進式改革的階段目標及最終目標來看，先富帶後富，實現共同富裕。根據我國的複雜國情，尤其是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特點，為實現“三步走”發展戰略，鄧小平提出在改革過程中，必須允許和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逐步達到共同富裕。早在1978年，鄧小平就把打破平均主義“大鍋飯”，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先富起來，作為解放思想、激發人民群眾生產積極性的一個大政策提了出來。這個大政策以承認差別為前提，以誠實勞動、合法經營為條件，以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為目標，在整個改革中起了重大作用。鄧小平指出：“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也正是為了帶動越來越多的人富裕起來，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並強調“我的一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在漸進式改革的過程中，先行改革開放的東南沿海等地區富裕起來，隨著改革的推進，部分內陸地區也開始富裕起來，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後發展起來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
總的來說，中國漸進式改革道路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具體表現，體現出中國改革道路的別具特色。
3.中國社會主義漸進式改革道路的意義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艱難地走上了改革之途。但目標是什麼，上上下下都在探索，鄧小平想到的是“市場經濟”。這就有了1979年“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的論斷。當時，鄧小平隻是籠統地講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並沒講明中國的改革方向也是市場經濟（雖然論斷裏麵暗含了這樣的思想）。在市場化取向改革的進程中，鄧小平作出了“摸著石頭過河”這樣一個高超的戰略藝術安排。
我們回過頭來想一想，改革開放之初，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的觀念在大部分人心中根深蒂固。在改革策略上，如果不是漸進的策略安排，而是直接打出市場經濟改革的旗幟，黨內外很難接受，市場化取向的經濟體製改革也就不能啟程。當初連農村包產到戶這種生產方式的小範圍的變動，還有人把它作為資本主義的東西進行批判、抵製，何況市場經濟呢？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摸著石頭過河”符合改革之初全黨全國人民的要求和願望。改革有了群眾基礎，才易於推進。70年代末，“過河”是全國人民的一致呼聲。因為中國搞了近30年的計劃經濟，綜合國力仍是那樣落後，仍有許多人溫飽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人心思變，人心思改。一定要改革，一定要從此岸到達彼岸。彼岸那邊有什麼？先過河再說。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改比不改好，彼岸一定會勝過此岸。這種看似模糊的戰略部署，卻巧妙地避開了“左”和“右”的幹擾，使改革沿著漸進的軌道前進，防止社會出現大的動蕩。
還有一點需要說明，改革之初，鄧小平是用什麼辦法讓世人相信彼岸勝過此岸的呢？那就是1978年開始的農村生產責任製的變革成果。農村改革成果充分說明了當時的中國必須改革，隻有改革才能解決生產力落後的問題；隻有全麵改革，中國社會主義的航船才能勝利到達光輝燦爛的彼岸。在市場化取向的改革過程中，鄧小平采取循序漸進的戰略部署，鼓勵大膽地試、大膽地闖，不急於求成。但如果大局一定，結論很清楚，再出現無謂爭論、浪費寶貴時間的時候，鄧小平又會采取當機立斷、斬釘截鐵式的戰略部署。
1989年之後的一段時間，又有人懷疑甚至否定市場經濟取向的改革。市場經濟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動搖了人們的改革信心。而對這種情況，鄧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談話中明確地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這又一次凍結了市場化改革姓“社”姓“資”的無謂爭論，進一步確定了市場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模式，使我國經濟體製市場化改革健康發展。
實踐表明，漸進式改革道路是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改革道路。由於改革的推進是在不破壞正常的經濟社會秩序的前提下，通過逐步引入新體製的因素、新的動力和調節機製來實現的，從而推動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大大提高了國民經濟的整體實力和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實現了改革與發展的相互促進。改革中實行了由易到難、各個突破的非均衡戰略，不一下打破舊的利益關係，不一下觸及經濟體製的核心問題，因而大大減少了改革的摩擦成本，使改革得以順利推行。政治上的相對集中和穩定，黨和政府的權威性，有效地控製了劇變中的各種矛盾與衝突，防止了社會秩序的瓦解和無組織狀態的出現，使社會保持了較強的組織動員和協調能力，使各種社會資源得到了較為充分的利用。有利於避免大的社會衝突和經濟震蕩，實現改革、發展與穩定之間的良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