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曾指出：“正確的理論必須結合具體情況並根據現存條件加以闡明和發揮”，“自由人”這種不分時間、場合、條件，空談原則，不講鬥爭策略的做法，隻不過是用革命的詞句炫耀自己，這樣做的結果“就會使許多甚至大多數具有自由思想的實際活動家來反對我們”。列寧打破了帝國主義的鏈條，創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列寧在原則堅定性與方法靈活性相結合方麵的論述極為豐富。1920年他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談道：國際策略中心“無論如何不能建立在鬥爭策略準則的千篇一律、死板劃一、彼此雷同上……要求運用共產黨人的基本原則（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時，把這些原則在某些細節上正確地加以改變，使之正確地適應於民族的和民族國家的差別，針對這些差別正確地加以運用”。1921年，他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又說：“我們也學會了――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學會了革命所必需的另一種藝術：靈活機動，善於根據客觀條件的變化而迅速急劇地改變自己的策略，如果原先的道路在當前這個時期證明不合適，走不通，就選擇另一條道路來達到我們的目的。”正是遵循原則堅定性與方法靈活性相統一的原則，列寧才得以將蘇聯引向社會主義道路，才能贏得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初步勝利。
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飛躍理論成果的毛澤東思想，正是將馬克思主義原則的堅定與方法、策略的靈活性恰當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指出：“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根據中國革命的複雜情況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加以創造性地應用和發揮，因地製宜，適時而變，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2.事物階段性發展的必然要求
事物由於其內部矛盾的推動，都是發展變化的，這種發展變化都有個過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隻能一步一步地來搞，這就決定了我們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必須把原則性與靈活性結合起來。毛澤東曾指出：“憲法中規定，一定要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這是原則性。要實行社會主義原則，是不是在全國範圍內一天早晨一切都實行社會主義呢？這樣形式上很革命，但是缺乏靈活性，就行不通，就會遭到反對，就會失敗。因此，一時辦不到的事，必須允許逐步去辦。”
事物是有一個發展變化過程的，同時這個發展變化過程是反映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事物處在不同的發展時段中，必然會表現出不同的特質和性狀。從哲學層麵看，我們改造世界的實質就是根據事物的特點和規律，促使“自然世界”變成“人化世界”。而改造世界的前提就是我們首先要認識世界，要了解事物的性質和特點，達到這一結果的根本要求就是了解和掌握事物發展的態勢，確立科學的目的、意圖和計劃，使主觀願望符合事物不同發展過程中的特點。
事物發展的階段性，就要求我們在堅持基本原則不動搖的前提下，針對各個具體階段的不同特點進行因時而變、順勢而為的調整。鄧小平在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過程中，始終能自覺根據事物的現實狀況和發展趨勢，審時度勢，以變應變，做到因時製宜，因人製宜，因地製宜，因事製宜，從不固守某種過時的理念和模式。
3.事物多樣化發展的必然要求
事物發展具有多樣化的特點，事物發展的多樣化使科學決策的不確定性因素增強，方案的可選擇性就為靈活方法的采用提供了前提條件，必然要求做到原則堅定性與方法靈活性的統一。
同一事物在空間上的不同分布，不僅包括地理位置上的差異，而且包括由不同的曆史條件、文化背景和不同的自然環境等決定的事物性質上的不平衡。無視這種差異性，對大時空範圍內具有明顯差異的事物采用同一視野、運用同一方法、套用同一模式，就是一種人為的“統一”，就勢必抹殺事物的個性，抑製和扼殺事物的生機和生命。
正是由於事物發展的多樣性，決定了人們不容易形成對客觀事物係統的完整的規律性認識，客觀現實的可能性的不確定性因素增加，從而使實踐目標的確定以及實現實踐目標的方案製定都麵臨著多種可能性，這就為實踐主體的優化選擇提供了相當大的餘地和範圍，也必將導致靈活方法的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