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治體製改革的推行是原則堅定性與方法靈活性統一的產物
推行政治體製改革本身就體現了原則堅定性與方法靈活性的統一。堅持政治體製改革的原則性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國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的前提。堅持這一原則，並不意味著將這一原則僵化，而應以此為前提，對原有政治體製進行革新，不斷推進政治文明的進程。可見，改革我國政治體製並不是要否定國家的根本政治製度，而是為達到社會主義製度的更加完善。這就需要采取靈活的方法。
鄧小平在1989年會見美國前總統尼克鬆時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的政治體製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中最重要的又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指出：“說我們隻搞經濟體製改革，不搞政治體製改革，這不對。我們的政治體製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政治體製改革的政治前提。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人民近百年救亡圖存、走向現代化的曆史選擇；人民民主專政是廣大人民群眾所共同享有的曆史上最廣泛的民主政治；中國共產黨是目前我國惟一有能力領導現代化事業的核心力量；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行動指南。
鄧小平在強調四項基本原則的同時，又始終用辯證的觀點看待四項基本原則，不斷給四項基本原則注入新的時代內容。同時，鄧小平在對我國傳統政治體製深刻反思的基礎上，始終強調在我國必須推行政治體製改革。在他看來，隻有推行符合我國國情的政治體製改革，才會使四項基本原則落到實處，真正地得以堅持下去。
鄧小平認為，我國傳統政治體製中的弊端已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嚴重障礙。“如果不堅決改革現行製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後就有可能重新出現。隻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們的事業才有無限的希望。”
第一，搞好政治體製改革是完善我國政治製度，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把改革推向前進的標誌。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專門作了《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的長篇講話，深刻反思了“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係統闡述了我國政治體製改革的指導思想和基本思路，成為我國政治體製改革的綱領性文件。鄧小平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製度、工作製度方麵的問題更重要。”因為，“領導製度、組織製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製度問題，關係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鄧小平這裏所說的製度問題主要是指具體的政治製度問題。他進一步指出：“黨和國家現行的一些具體製度中，還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礙甚至嚴重妨礙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如不認真改革，就很難適應現代化建設的迫切需要，我們就要嚴重地脫離廣大群眾。”政治體製改革對於從製度上根除“文化大革命”的隱患，充分發揮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都具有重大的意義。同時，政治體製改革還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把改革推向前進的標誌。鄧小平指出：“改革黨和國家領導製度及其他製度，是為了充分發揮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加速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隻有進行政治體製改革，才能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充分保證人民群眾真正成為社會主人，參加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真正體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優越性。不進行或搞不好政治體製改革，改革就會殘缺不全或半途而廢。因而，鄧小平說：“改革，應該包括政治體製的改革，而且應該把它作為改革向前推進的一個標誌。”
第二，政治體製改革同經濟體製改革緊密相關，政治體製改革是經濟體製改革深入和成功的保障。鄧小平明確指出了經濟體製改革和政治體製改革的關係，強調經濟體製改革必須同政治體製改革相適應，他說：“政治體製改革同經濟體製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隻搞經濟體製改革，不搞政治體製改革，經濟體製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事情要人來做，你提倡放權，他那裏收權，你有什麼辦法？”“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製改革。現在經濟體製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製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製，就不能保障經濟體製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製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在這裏，鄧小平已經把政治體製改革視為經濟體製改革取得成功以及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必要條件。隻有進行政治體製改革，才能為經濟體製改革的深入掃清阻礙，才能進一步鞏固經濟體製改革的成果。“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製的改革。”
第三，政治體製改革也是保證國家長治久安和社會政治穩定的需要。從根本上說，政治體製改革的最終目標，是確保社會主義中國的長治久安。因此，政治體製改革的整個過程和每一個步驟，應該是有利於這個最終目標的實現而不是偏離這個目標的軌道。在總結1989年政治風波的經驗教訓之後，鄧小平一方麵重申堅持改革開放的方針，另一方麵強調了穩定、改革與發展的相互關係。他說：“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麼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民主是我們的目標，但國家必須保持穩定。”“我們要讓國內外明白，加強控製是為了穩定，是為了更好地改革開放，進行現代化建設。”“在政治體製改革方麵，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個穩定的環境。”為保持社會穩定，鄧小平經常提醒全黨首先要考慮我們製定的方針和政策用“人民滿意不滿意”、“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來衡量，鄧小平反複告誡各級黨委和政府必須認真負責，滿腔熱忱地解決人民群眾生活和工作中的實際問題，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區別不同情況，運用各種手段加以處理，防止矛盾激化。可見，政治體製改革的推行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必需。
2.借鑒“西方好的東西”體現了原則堅定性與方法靈活性的統一
從中國國情出發，同時對“西方好的東西”的借鑒體現了原則堅定性與方法靈活性的統一。堅持從本國國情出發，並以此作為我們決策的前提和依據。同時靈活運用“西方好的東西”為我國政治體製改革服務。
鄧小平指出，我們的政治體製改革絕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但“西方好的東西，應該借鑒學習”。他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製，毛澤東同誌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可見，鄧小平並不諱言在民主法製建設上我們還有不如他人之處。譬如，在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的問題上，鄧小平就認為“世界上許多國家恐怕都比我們解決得好”。我們要借鑒他人經驗，改變把一個國家的命運寄托在一兩個人威望上的不正常現象，建立正常的退休製度。在幹部選拔製度問題上，西方國家“在發現人才、使用人才方麵是非常大膽的。它有個特點，不論資排輩，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並且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從這方麵來看，我們選拔幹部的製度是落後的”。正是在借鑒西方國家經驗的基礎上，目前我們國家才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國家公務員製度。在行政效率問題上，鄧小平清醒地看到“經濟管理、行政管理的效率，資本主義國家在許多方麵比我們好一些。我們的官僚主義確實多得很。”權力過分集中、個人過分集權問題，西方國家通過分權製衡的製度安排比較有效地解決了這個問題，而我們曆史上“很少強調必要的分權和自主權，很少反對個人過分集權”。權力過分集中恰恰是我國原有政治體製的主要弊端。由以上若幹製度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出，鄧小平在推進政治體製改革過程中始終不斷地在對“西方好的東西”進行一定程度的借鑒和吸收。
在強調合理借鑒西方經驗的同時，鄧小平從對政治體製改革性質的正確定位出發，一再強調：“我們要根據社會主義國家自己的實踐、自己的情況來決定改革的內容和步驟。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曆史不同，經驗不同，現在所處的情況不同，各國的改革不可能一樣。”我們的政治體製改革必須從中國國情和實際出發，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而絕不能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鄧小平談道：“各種民主形式怎麼搞法，要看實際情況。”“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結果是既實現不了民主，經濟也得不到發展，隻會出現國家混亂、人心渙散的局麵。”“我們既不能照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做法，更不能丟掉我們製度的優越性。”1987年4月，他談道：“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權分立，多黨競選，等等。我們並不反對西方國家這樣搞，但是我們中國大陸不搞多黨競選，不搞三權分立、兩院製。”鄧小平同時警示我們：“中國如果照搬你們的多黨競選、三權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動亂局麵。如果今天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國十億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會有事，日子還能過嗎？還有什麼精力搞建設？”
在鄧小平看來，堅持從國情出發同“借鑒西方好的東西”，二者並不是相互對立、相互排斥的。一方麵，我們可以必須根據自己的國情來決定我國的政治製度，絕不可照抄照搬西方國家基本權力結構體係中的部分。鄧小平說：“其實有些事情，在某些國家能實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國家也能實行。我們一定要切合實際，要根據自己的特點來決定自己的製度和管理方式。”“我們中國大陸不搞多黨競選，不搞三權分立、兩院製。我們實行的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院製，這最符合中國實際。”另一方麵，我們還要不斷吸收、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某些民主形式，但要逐步創造條件。他指出：“像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人口這麼多，地區之間又不平衡，還有這麼多民族，高層搞直接選舉現在條件還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質不行。”或許“經過半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
3.政治體製改革方式的選取是原則堅定性與方法靈活性統一的結果
在政治體製改革方式的選取上，我們既要堅持“黨的領導”這條基本原則，又要在方法上選取那些符合我國國情的漸進式、謹慎的、不搞運動的改革方式。
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鄧小平反複強調的四項基本原則的頭一條，一直受到鄧小平的格外重視。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人民在近百年的革命鬥爭和反複比較中作出的正確選擇，是符合中國廣大人民利益和願望的。政治體製改革是中國共產黨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客觀要求而采取的重大舉措，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完善社會主義製度。黨的領導是政治體製改革的根本原則，也是政治體製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證。“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製度，不是要削弱黨的領導，渙散黨的紀律，而正是為了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堅持和加強黨的紀律。”蘇聯、東歐劇變向人們昭示：渙散或者放棄共產黨的領導，隻會使改革走到改變國家社會主義性質的斜路上去。
鄧小平在談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時強調說：“在中國這樣的大國，要把幾億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統一起來建設社會主義，沒有一個由具有高度覺悟性、紀律性和自我犧牲精神的黨員組成的能夠真正代表和團結人民群眾的黨，沒有這樣一個黨的統一領導，是不可能設想的，那就隻會四分五裂，一事無成。這是全國各族人民在長期的奮鬥實踐中深刻認識到的真理。我們人民的團結，社會的安定，民主的發展，國家的統一，都要靠黨的領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就是堅持黨的領導。”因為隻有共產黨才能從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出發，從我國的具體國情出發，製定出積極穩妥、切實可行的改革方案和措施。隻有堅持黨的領導，我國才能形成一個穩定的政治中心和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文化大革命”踢開黨委鬧革命的那段曆史已經充分證明：離開了黨的正確領導，隻會使我國陷入一片混亂，無論是改革還是建設都無從談起。
堅持黨的領導，推進政治體製改革進程，在方式的選取上必須符合中國的國情，必須堅持循序漸進、謹慎從事和不搞運動的靈活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