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鄧小平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智慧，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方方麵麵都貫穿著原則與方法這一關係，體現著原則堅定性與方法靈活性相結合這一特色方法的廣泛應用。
一、經濟建設中原則堅定性與方法靈活性的應用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實現轉移，經濟建設成為全黨全國的中心工作。如何搞好我國的經濟建設，推進現代化建設，鄧小平傾注了極大的精力。在新的曆史時期，鄧小平總是著眼於在既定的環境條件下設計出最好的方案，用鄧小平自己的說法就是：“總要從死胡同裏找個出路。”鄧小平把原則堅定性與方法靈活性辯證統一的思維方法運用到許多重大經濟建設問題上，充分體現了他高超的領導藝術。
1.我國的所有製結構反映了原則堅定性與方法靈活性的統一
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製度，是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這一基本經濟製度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又堅持了從中國的國情出發，體現了原則堅定性與方法靈活性的高度統一。
我們國家走社會主義道路，搞社會主義現代化，為了保證改革和建設的社會主義方向，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公有製的主體地位。確保公有製的主體地位，是鄧小平領導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一個鮮明的指導思想，是他的一貫態度。1984年10月，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指出：“在本世紀內最後的十六年，無論怎麼樣開放，公有製經濟始終還是主體。”鄧小平反複強調我們在改革中必須堅持公有製的主體地位，他說：“一個公有製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之所以要始終堅持公有製為主體這一原則，主要是因為：首先，堅持公有製為主體決定著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性質和方向。我們知道，一個社會形態選擇什麼樣的生產資料所有製結構，不是由人們的主觀願望、價值取向來決定的，而是由客觀經濟條件決定的，由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決定的。我國公有製主體地位的確立同樣也是由當前我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定的。隻有建立起以公有製為主體的所有製關係，才標誌著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的確立；也隻有公有製經濟不斷得以發展和鞏固，才能確保經濟改革和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公有製的建立使整個國民經濟的各個局部、各個部門有了共同利益，不僅可以克服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使之穩定、協調發展，而且還可以集中統一利用各種資源，有效使用勞動，提高經濟效益。因此，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製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公有製為主體是不可動搖的根本原則和方向。其次，堅持公有製為主體是社會主義本質的必然要求。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裏雖然沒有提到公有製為主體，但是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隻有在堅持公有製為主體的條件下才能實現。所以，公有製就是社會主義本質的題中應有之義。鄧小平在談到特區時說：“特區姓‘社’不姓‘資’。從深圳的情況來看，公有製是主體，外商投資隻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資部分，我們還可以從稅收、勞務等方麵得到益處嘛！”可見，特區姓“社”不姓“資”的重要根據就是公有製為主體。如果不實行以公有製為主體，就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甚至有可能出現兩極分化。最後，堅持公有製為主體是我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我國的生產力能以比資本主義更快、更合理的速度發展，以不斷提高全體人民的生活水平，更快地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在我國隻有堅持公有製為主，才能做到這一點。因為隻有堅持公有製為主，才能保證我國社會生產、流通和分配置於國家強有力的宏觀調控之下，保證國民經濟高速、協調發展，才能為實現我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提供必要的物質和體製條件，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如果不堅持公有製為主，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不可能得到保障。正如鄧小平指出的：“中國隻能走社會主義道路”，“一旦中國拋棄社會主義，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要說實現‘小康’，就連溫飽也沒有保證。”
在堅持公有製為主體的原則不動搖的前提下，為加快生產力的發展，我們的基本經濟製度還強調大力發展非公有製經濟，加快非公有製經濟的發展就是在所有製中我們所采取的靈活方法。
我們之所以可以采取大力發展非公有製經濟的方法，源於我國還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大力發展生產力是根本任務，這就必須從生產力的現狀和發展要求出發，允許多種非公有製經濟長期存在。這也是不能動搖的。我黨對非公有製經濟地位的認識經曆了一個曲折反複的過程，最終將非公有製經濟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采取鼓勵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的方法具有客觀必然性。首先，采取鼓勵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的方法，是由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的狀況和要求所決定的。總體來看，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高，且呈現出多層次、不平衡的特點。生產力的這種布局在客觀上就要求多種所有製經濟形式與之相適應，實行單一的公有製不利於經濟的發展。隻有從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出發，采取多種所有製形式，才能調動各方麵的積極性，把經濟搞上去。其次，采取鼓勵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的方法，是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因為發展市場經濟需要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製的基本框架，培育多元的市場主體，利用市場競爭和價值規律，這些都要求多種所有製經濟的存在和發展。非公有製經濟的發展目前已成為國民經濟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因此，今後應該繼續挖掘非公有製經濟的潛力，並將一切符合“三個有利於”的所有製形式都用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堅持公有製經濟的主體地位貢獻一份力量。
2.“先富共富”思想體現著原則堅定性與方法靈活性的統一
鄧小平指出：“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後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我們的政策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帶動和幫助落後的地區，先進地區幫助落後地區是一個義務。”鄧小平的“先富共富”思想既堅持了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則，又強調了實現共同富裕的靈活方法，即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
“先富共富”思想在社會主義個人分配製度中的表現，就是采取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方法，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鄧小平早在1978年就說過：“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範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這是一個大政策，一個能夠影響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政策。”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構想是鄧小平針對平均主義提出來的。實踐已經證明，平均主義是按勞分配政策的大敵，它嚴重挫傷勞動者的積極性，造成勞動熱情消沉，勞動紀律鬆弛，最後隻能導致共同貧窮。正是為了糾正這種“左”的政策，鄧小平才提出了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思想，使按勞分配政策真正落到實處。按勞分配的實質就是以勞動作為同一尺度衡量各個勞動者，依據勞動的質量高低、數量多少來分配消費品。而由於勞動者各方麵條件的迥異，因而他們提供給社會的勞動質量和數量也就不同，收入自然也就拉開了差距。另外，由於目前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以生產力發展總體水平不高，呈現多層次的特征，並進而導致所有製結構的多樣化。這種多層次的生產力、生產關係狀況，決定了各企業和個體之間客觀上必然存在著千差萬別的情況，導致他們不可能是完全同步的，隻能是有先有後，有快有慢。因而采取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靈活方法不僅是必要而且是合理的。
雖然采取允許、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符合我國現階段的社會經濟條件，體現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但是，這種“部分人先富”不是我們的最終目標，僅是我們實現目標的手段和方法。這一方法的最終目的是達到共同富裕，實現全國人民的共同富裕，堅持共同富裕是一條“大原則”，這條“大原則”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要求，是鄧小平和我們黨追求的最終目標。正如鄧小平所說：“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也正是為了帶動越來越多的人富裕起來，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對一部分先富裕起來的個人，也要有一些限製，例如，征收所得稅。還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來以後，自願拿出錢來辦教育、修路。”可見，“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製度不可動搖的原則。”總之，在社會主義個人分配製度上，既要采取一部分先富的靈活方法，又要始終堅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的原則。
“先富共富”思想在區域經濟發展戰略中的表現，就是采取允許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方法，通過先富地區幫助、帶動落後地區，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鄧小平針對建國以來區域經濟發展過分注重“均衡發展”的狀況，在區域發展的目標、手段、步驟等問題上作出了一係列精辟的論述，提出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即“兩個大局”的思想：“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兩個大局”思想的核心就是依據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狀況，充分考慮地域差距，使東部發達地區先借著經濟增長的勢頭加快發展，然後通過輻射和示範作用帶動中西部地區發展，最終推動各地區在增長的基礎上協調發展，構建新型區域關係，實現全國各地區共同繁榮和共同富裕。1983年1月，鄧小平在同國家經委、國家計委和農業部門負責人談話時指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是大家都擁護的新辦法，新辦法比老辦法好。”“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
采取允許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方法，是合乎經濟發展規律的。我國各地區地理環境、資源稟賦和社會經濟條件差異很大，加之曆史的原因，經濟發展始終存在不平衡性。隻有讓擁有便利交通條件和完備人才、技術、外資等優勢的沿海地區發展快些，先富裕起來，條件差的發展慢些，逐步跟進，再通過中央財政的支付轉移，通過地區間的技術和經濟的擴散與合作，實現由不平衡到逐步比較平衡發展的轉變，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雖然采取鼓勵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政策符合我國現階段的社會經濟條件和經濟發展規律，但是，這種“部分地區先富”不是我們的最終目標，僅是我們實現目標的手段和方法。這一方法的最終目的是達到各地區的共同發展、共同富裕，實現全國各地區的共同富裕。鄧小平在強調加快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的同時，一再重申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構想。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既要追求資源配置的效率目標，也要兼顧公平原則，更要對貧困地區采取有效的扶持和幫助政策。鼓勵先富帶後富，也是改革和發展的要求，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條件，如果貧困地區總是處於貧困狀態，經濟問題就可能誘發政治問題。因此，對於地區發展差距擴大問題必須高度重視。
綜上，在區域經濟發展戰略上，既要采取一部分地區先富的靈活方法，又要始終堅持全國各地區共同富裕的原則。
二、政治體製改革中原則堅定性與方法靈活性的應用
鄧小平在推進我國政治體製改革過程中，始終強調原則性與靈活性的並重。政治體製改革事關一定社會的政治目標和政治理念，必然需要一定的原則性來確保其穩定，使之不輕易動搖；同時政治體製改革的設計，往往難以涵蓋社會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麵，所以又需要保持一定的靈活性。這兩種情況就需要在政治體製改革過程中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二者的統一對於實現政治體製改革所要求的穩定性和突破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