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學是中國文化的形式之一，由於中國哲學是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統一，所以，中醫學的形式必然表現出中國哲學的基本原理。就自在的中國哲學的基本原理和自為的中醫學形式的關係所作的研究，表明了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在與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的統一性中展示出的文化上的基本意義。所以，中醫學在內容上代表了中國文化和哲學的基本形式。應當說，想探索中國哲學奧秘的人、並認為中國哲學是不同於西方哲學的、因此具有獨立的哲學形式的人，就應在對《周易》、《道德經》和《內經》的研究上下功夫，舍此並無其它。筆者以形而中論對中國哲學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式的結果。既然中醫學的哲學基礎是在形而中的統一，那麼，中醫學本身在形而中的形式中其具體的基本規律是怎樣的形式、及其這些基本規律對中醫學發展的基本意義之所在，這將是本文所討論的內容。
（1）中醫學的哲學基礎
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即哲學基礎問題，是近代以來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由於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產生的西體西用的理性進路，所以，對中醫學的哲學研究無不是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概念、範疇對中醫學的思維方式進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從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由於脫離了自在的中國文化的基礎，因此，應當認為這些結果根本不是中國哲學或中醫哲學的本來麵目。對中醫學的哲學思維及其基本規律的研究隻能是中國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學反思的結果，因為任何文化形式的曆史和邏輯的過程隻能形成於其文化母體的自在性，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來文化所可能進行的解釋。西方當代的分析哲學和解釋學表明，因為西方文化的內在結構所限定，以其自在的語言係統和思維方式對文本所進行的解釋困難重重，並且認為不可能達到本來的意義，所以，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語言本身所進行的解釋都不具備其文本意義，既然如此，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學和形式對中國的文化和哲學進行解釋呢？真不理解當代中國學界何以能以西體西用的方法論進行中國文化的研究，並自以為是的認為是發現了中國文化的“基本規律”。當以其中國哲學自在的形式與這些“基本規律”進行比較後，就會發現中西文化是絕然不同的形式，而且就思維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進行簡單的類比和實現思維方式的統一。哲學思維與文化形式的統一性表明，任何一種獨立的文化隻能是其自在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結果，因此，中國文化的形式隻能是自在的中國哲學思維的結果。而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也隻能在其文化母體中尋求。那麼，中醫學的哲學究竟是什麼形式的？於中國哲學的關係是怎樣的？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關於形成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問題。顯然，在這一研究進路中，將構成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的反思。
在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中，以時空的認識論原理對中國的知識係統進行反思，發現在中國的知識形式中，《易經》是中國哲學的基礎，而中醫學是運用中國哲學思維所產生的最成熟的知識形式，也可以這樣認為，從中醫學中可以反映出中國哲學的本質性，所謂醫易相通是也。那麼，中國哲學的本質性與中醫學的統一是以怎樣的原理表現出來的，這是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的形式，而這也是研究中國哲學的首要的工作。對《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形式的工作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易經》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並以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進行了對中國哲學的概括，形而中論的哲學思維方式表明，時空對應的認識論原理、對應和中的方法論原理、中和統一的時空本體論是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因此，對中醫學能否反映出這三個基本規律是哲學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從中醫學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維方式並對其進行與中國哲學原理的整合是這一研究工作的組成部分。由於中醫學的思維方式與《易經》的統一，所以曆代中醫學者對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都有相當深刻的理解，例如，有清一代名醫章虛穀說：“詩、書、春秋，論世間事跡，褒君子，貶小人，以明治亂之所由，原非論陰陽之理者。《易》象表陰陽進退消長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亂事之道。……故易為大道之源，醫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辭》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醫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體，醫書豈真與易書比哉？醫經與易經，體同而用異，拙集屢申其義矣。即將先天後天打作兩橛，遂有一橛截全體之見，而不識其體用所在也。聖人韋編讀易，不聞讀醫，假年學易，不聞學醫，蓋以此也。聖人為治世之大道，不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達不敢當。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體一也。其所係之重，猶先於大道，何故？蓋有性命而後有道德功業。保性命者，醫道也。其理與《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故體同而用異也。”(《章虛穀：《醫門棒喝·論易理》)顯然，章虛穀對《易經》和醫經的哲學關係的認識是深刻的。由於哲學形式的外化是當代哲學的研究任務，因此，和所有對醫易相通有相當深刻認識的古代學者一樣，這一研究是以《易經》自在的哲學思維的外化形式闡釋中醫學的哲學思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