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心恒慮，正是磨練英雄，玉汝於成。李申夫嚐謂餘歎氣從不說出，一味忍耐，徐圖自強。
——曾國藩曾
曾國藩剛辦團練時，由各處調來省城的綠營兵，也有數千之眾。按照貫例：一省的軍事最高長官是提督，訓練綠營兵本是提督的職責。湖南提督鮑起豹無能，這幾千綠營兵乃一並歸曾國藩所提拔的中軍參將塔齊布統一訓練。湘勇與綠營，共同操練。
曾國藩對於訓練，要求頗為嚴格，風雨烈日，操練不休。這對於來自田間的鄉勇而言，並不以為太苦，但對於平日隻知喝酒、賭錢、抽鴉片的綠營兵而言，便無異是一種“酷刑”。先是副將清德拒不到操，根本沒有把曾國藩和塔齊布放在眼裏。接著提督鮑起豹也和清德聯合起來，與塔齊布為難尋釁。公然對士兵宣稱：“大熱天還要出操，這不是存心跟將士們過不去嗎？”
於是，綠營兵大恨曾、塔等人。
當時，長沙城內，同時駐紮著兩種部隊：綠營兵與湘勇。綠營因戰鬥力差，頗受勇丁輕視，而勇丁的月餉，高出綠營兵二三倍之多，綠營兵也嫉憤交集。因此，兵與勇時生摩擦。鮑起豹等人又從中挑撥，雙方愈來愈情同水火，漸至常生械鬥。
曾國藩起初本著“息事寧人”的態度，隻將參與械鬥的勇丁加以棍責，嚴行約束；綠營兵則置之不問。誰知這一來，正合了曾國藩的兩句話：“君子愈讓，小人愈妄。”綠營氣焰更盛，益發耀武揚威，公然淩辱勇丁了。曾國藩不得已而谘請鮑起豹按軍法整飭，鮑置之不理。綠營兵於是膽子更壯了。
1853年9月8日，綠營兵居然整齊隊伍，帶著兵器，鳴號擊鼓，包圍了參將府，要殺塔齊布。嚇得塔齊布躲在菜園旁邊的草叢裏，沒有被找到，才逃過一命。綠營兵找不到塔齊布，放把火把參將府燒了，又一窩蜂擁到團練大臣曾國藩的官邸，照樣團團圍住，揚言要殺曾國藩。幸而曾國藩的臨時行館設在緊靠巡撫衙門的射圃中。見事已急，乃親自去叩巡撫駱秉章的偏門，駱出來喝止，綠營兵才悻悻作鳥獸散。然而，曾國藩所率的湘勇，日子卻更難過了，進出城門的盤查斥罵，街頭的公然侮辱，甚至拳打腳踢，都是常事。有人勸曾國藩據實參奏鮑起豹等人，而曾國藩剛於不久前參革了副將清德，這時不便再動彈章，於是托言：“做臣子的，不能為國家平亂，反以瑣屑小事，使君父煩心，實在慚愧得很。”即日將所部湘勇分別遣駐外縣，自己的司令部也移駐於衡州。其實，這也是曾國藩一貫所奉行的息事寧人、委曲求全的處世之道的體現。
曾國藩在與太平軍鬥爭的過程中，他的最大困難，不是敵手的強大，而是清政府本身在政治、軍事與財政各方麵，存在著太多的矛盾和弱點，不能形成強大的力量，與太平軍作戰。其次，就是湘軍本身缺少戰鬥經驗，難當大敵。因此，在以後的六七年中，曾國藩雖然為自己建立了一點聲望，而來自各方麵的挫辱和打擊，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而在這種境遇下他能夠立足，主要就是他奉行了“息事寧人，委曲為官”的處世哲學。
這時，又發生萬載知縣舉人彭壽頤因辦理團練不和，互相糾控一案。經曾國藩查得有受人賄賂，棄城逃走等罪；而彭壽頤卻為人剛直，辦理團練，也頗具才華。可是，巡撫陳啟邁卻有意曲庇，而加罪彭壽頤。曾國藩也隻得委曲忍讓，不想與陳發生正麵衝突，於是，麵商陳氏，谘調彭壽頤至軍營效力。用意不過想藉此平息李、彭的控案，息事寧人，化紛爭於無形而已。
不料，陳啟邁卻認為曾國藩幹涉了他的統轄權力，勃然大怒。不僅拒絕將彭壽頤調用曾營，反命按察使惲光宸將彭逮捕下獄，用刑逼供，坐以誣告之罪。這分明是要給曾國藩難堪了。曾國藩至此忍無可忍，也發了火，立即具折參了陳啟邁一本。羅列陳氏諸項劣跡，請旨懲處。這時，江西、湖南、湖北三省地盤，清廷全仗曾國藩支撐。得奏不敢遲疑，立將陳啟邁、惲光宸先行革職；所參各案，著新任巡撫文俊查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