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名將祖逖與劉琨都以雄豪聞名於世，兩人感情甚篤，共被而寢，常徹夜縱論天下大事，感歎恢複中原的大業，被苟且偷安之徒所貽誤。祖逖與劉琨約定：“如果四海之內風雲變幻，天下豪傑起事，我與你一起舉義中原做大事。”他們矢誌習武練藝。當時，人們認為半夜雞鳴是不祥之音，生怕聽到。祖逖卻認為：“此非惡聲也。”半夜雞鳴正好催他們提早起床，從此，雞鳴之刻就是他們習武之時。
非凡的誌向誕生非凡的勇氣，正是因為有了堅定的誌向，他們才能不為流俗所移，心正氣順，心安理得，有所作為。
人是主觀意念的產物，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首先在於你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如果一個人從來沒有想到他要成為一個科學家，他也就不會按照成為一個科學家必備的素質要求自己，訓練自己，那麼，他當然不會成為一個科學家了。
曾國藩說，人如果能立誌，那麼，他就可以做聖人，做豪傑，還有什麼做不到的事情嗎？他又何必要借助別人的力量呢？古書上說：“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說，我想得到仁，這仁也就到了。我想做孔子、孟子那樣的人，於是，就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讀，一心一意地去鑽研他們的學問，誰能夠阻止我成為孔孟那樣的人呢？如果自己不立誌，即使天天與堯、舜、禹、湯這些聖人住一起，也隻能他們是他們，我還是我啊！
人的立誌是第一步，更應當心存高遠，也就是要有遠大的抱負，正如《史記》中所說的“鴻鵠之誌”。
《後漢書》中說：“誌不求易，事不避難。”有大抱負，才有大動力、大毅力、大魄力，也才會有“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的大境界。所謂大抱負不是好大喜功，不是好高騖遠，而是放眼天下，誌在四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有這樣的胸懷和氣度，你才能看輕自己所看重的，看重天下所看輕的。
在曾國藩看來，君子立誌，應有包容世間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懷，有內以聖人道德為體、外以王者仁政為用的功業，然後才能對得起父母的生養，不愧為天地之間的一個完人。因此他們所憂慮的是德行不修煉，學問不精通。所以，當頑民得不到教化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蠻夷入侵中原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小人在位賢才受害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澤時，他們就深深憂慮，這真是所謂悲天憫人啊！所有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憂慮的，至於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貴賤和毀譽，君子從來就無暇顧及。
明朝吳麟征有句話說得好，“深兒女之懷，便短英雄之氣”；他說的是小情感與大誌氣的關係，可以說，過多的咀嚼一己之悲歡，就會看不到腳下的土地，身邊的世界，也意識不到自己對天下的責任，當然，也就不會產生大的氣象。
曾國藩就是按照中國聖賢內聖外王之道，要求自己，即《大學》上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個步驟。他堅信，隻要發奮圖強，立下堅定之誌，沒有什麼目的是不能達到的。
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曾國藩刻苦學習，廣泛涉獵。尤其是在翰林院、詹事府擔任閑散文職時，精心研究了曆代的典章製度和封建統治者治理國家的經驗。但他讀書並非主要為的是升官發財，而重要的是“進德”、“修業”。
立世大智慧
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誌。也就是要使自己振作起來，抖擻精神，給自己一個目標，一個方向。很多人並不是智力不如人、意誌不如人、條件不如人，然而，很多年過去後，他還是不如人，這主要是因為他沒有確立遠大的誌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