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這樣，曾國藩還是覺得自己做的不夠好，總覺得尚有背離了自己誌向的地方，他說：“餘生平有三恥。學問各途皆略涉其涯岸，獨天文算學毫無所知，雖恒星五緯亦不識認，薄學也；每做一事，治一業，輒有始無終，無恒也；少時作字，不能臨摹一家之體，遂至屢變而無所成，遲鈍而不適於用，近歲靜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於沒有樹立誌向啊！
而隻有自己樹立了遠大誌向並為之篤行踐履，才有可能使自己成為一個出類拔萃、不流於俗的人，或成為一個有所成就的人。
儒家的優秀傳統，培養了中國人把個人命運同國家命運緊密結合起來的自覺。治國平天下的追求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箴言，已經成為社會普遍認可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規範。
社會發展到今天，大概很少有人還會固步自封，與世隔絕，過著一種洋洋自得於個人小天地的孤陋生活，把自己變成一個窮居陋巷老死不相往來的人。麵對日趨腐朽的清王朝和遍地燃燒的農民革命烈火，曾國藩充滿了痛心疾首的感慨：“方今賊氛浸急，江波不靖，……此正誌士慷慨擊楫之秋，賢者仗策行籌之令也。”仿佛要立即投身於這大動蕩的社會之中。
帶著這種強烈的入世心態，早年的曾國藩時時刻刻都在回應時代的召喚和國家的任用。他十分仰慕大唐名將郭子儀慷慨赴國難的人格，說：人們都說郭子儀功高望重，但他自己“招之未嚐不來，揮之未嚐不去。”“任國家驅役，不計個人榮辱進退，此是何等襟懷！”曾國藩感慨道：我今日所處，也不能不如此啊！
為了讓自己融入時代的政治舞台中，曾國藩對朝廷安排唯命是從。皇上要他辦團練，他就去辦團練；皇上要他打武昌，他就去打武昌；皇上要他赴天津，他就赴天津；皇上要他滅撚軍，他就去滅撚軍。盡管有時他做得很勉強，很不情願，但他還是竭力去做。他說自己就像歐陽修那樣：“如有差事，盡心向前，不得避事。”
不得避事，這正是曾國藩作為人臣的信條。林則徐也說：“知難而退，此雖保家保身之善謀，然非人臣事君致身之道也！”敢於當事，勇於承擔責任，就是要積極參與，不當看客。尤其是在時局危難甚或是個人鬱鬱不得誌之時，更不能做“世外桃源”之人，否則人世間倒未必真的是惟有“隱”者留其名。因此，後來曾國藩在得知他的弟弟曾國荃想延長休假，暫不出山時，曾寫信說：
天下紛紛，沅弟斷不能久安，與其將來事變相迫，倉猝出山，不如此次仰體聖意，假滿即出。餘十五之信，四分勸行，六分勸藏，細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盡力王事，各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誌，終不失為上策。沅信於毀譽禍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層工夫，到處皆坦途矣。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就是曾國藩作為人臣的最高理想。
有積極人世的人生觀，成就一番大業的機率才會更高，成功的可能性才更大。
立世大智慧
從個人角度看，人的成功與否，與他對自己的期許和定位高下有著密切關係。一個自視甚高，但又不狂妄自大的人，一個誌向高遠，並能踏實肯幹的人，無疑會有更大的成功機遇。若一個人妄自菲薄，目光短淺，做一庸人而自樂，無疑則會成為一個失敗的凡夫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