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強，而後有振興之家；必使人悅神欽，而後有駢集之祥。
——曾國藩
人們要蓋房子，必須先打好地基，如果地基不堅，再好的房子也不能持久。如果蓋的是高樓，地基能否打好就更加重要。人生的成功與修身的關係也是這樣，誌願越高，就越要打好基礎，造就完善的人格。這個道理，“四書”之一的《大學》說得最好：“白天子以至庶人，一是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曾國藩對這一點有十分清醒的認識，他說：“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強，而後有振興之家；必使人悅神欽，而後有駢集之祥。”那麼，怎樣才能為人生的成功打好基礎呢？曾國藩提出了“悔缺”之道，即通過反省自己的缺點過錯，堅決徹底地加以改正。
曾國藩改過遷善的事，大致有如下數端：
一是戒多言。
曾國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個手執羽扇、不苟言笑、沉穩木訥的君子形象。實際上，這代表了他成熟時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國藩多言健談，愛出風頭，喜於交往。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厭煩”，也為此下定決心，減少往來，但就是難以改過。“好名之意，又自謂比他人高一層”，他還說這種心理已深入隱微，“何時能拔此根株？”
一次，竇蘭泉來切磋，曾國藩並未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詞氣虛僑，與人談理”，本來是一件增益學業的事，卻適得其反，二人不歡而散。《日記》中說：“彼此持論不合，反複辯詰，餘內有矜氣，自是特甚，反疑別人不虛心，何以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也？”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九這一天，曾國藩四次出外，先是到岱雲家為其母拜壽，本是喜慶之事，曾國藩出言不慎，弄得別人十分尷尬，宴席一散“宜速歸”。隨即又到何子貞家。回家後讀了《兌卦》，又到岱雲家吃晚飯，“席前後氣浮言多”，與湯鵬討論詩文，“多誇誕語”。當天他的《日記》中說：凡往日遊戲隨和之處，不能遽立崖岸，惟當往還漸稀，相見必敬，漸改征逐之習；平日辯論誇旋之人，不能遽變聾啞，惟當談論漸低卑，開口必誠，力去狂妄之習。此二習痼弊於吾心已深。前日雲，除謹言靜坐，無下手處，今忘之耶？以後戒多言如戒吃煙。如再妄語，明種殛之！並求不棄我者，時時以此相責。
由於曾國藩好多言，自以為是，有時傷害了朋友間的感情，他與小岑間的矛盾即由此而起。他平日引小岑為知己，但偶有不合，就大發脾氣，他說這完全是自己平日修養不夠啊。
對此，好朋友看在眼裏，但知道曾國藩的性格，都不願相勸。隻有岱雲敢於揭破。點出曾國藩的三個毛病。其後，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岱雲言餘第一要戒‘慢’字，謂我無處不著怠慢之氣，真切中膏盲也。又言予於朋友，每個恃過深，不知量而後入，隨處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齟齬，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處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須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藥石也。”
幾天後，曾國藩在家為父親祝壽，小珊也前來，席間二人的語言碰撞，客人走後，父親與曾國藩談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講了一大堆給人留分寸的話。曾國藩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遂親自往小珊家中表示歉意。當天的日記他總結自己有三大過：
小珊前與予有隙，細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見信？苟我素能禮人以敬，何至人有謾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玉肆口謾罵，忿戾不顧，幾於忘身及親若此！此事餘有三大過：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時一語不合，忿恨無禮，二也；齟齬之後，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此之不知，遑問其他？謹記於此，以為切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