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君子修己治家(2 / 3)

曾國藩的父親看到曾國藩身上確有不少毛病,回到湖南後又立即給兒子去信一封,曾國藩的日記談到了來信內容: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節欲、節勞、節飲食。又言凡人交友,隻見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鮑,明日秦越,謂我與小珊有隙,是盡人歡、竭人忠之過,宜速改過,走小珊處,當麵自認不是。又雲使氣亦非保身體之道。小子讀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勞逸屙癢,無刻不縈於大人之懷也。若不敬身,真禽獸矣。

岱雲的話和父親的信對曾國藩觸動很大,但以後曾國藩仍重蹈舊轍。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九日,湖廣籍的舉人同學在文昌館舉行團拜,曾國藩當時主持會館事宜,無論於公於私都應盡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學,但他“陪客時,意不屬,全無肅敬之意”。他承認“應酬有必不可已者”,他如此怠慢同學,“憂悔並生”。

曾國藩檢討自己的同時,又有走向另一極端的傾向,他有意與朋友們疏遠,認為,不常在一起,反增加一分敬意,他又想到呂新吾的一句名言:“淡而無味,冷而可厭,亦不足取。”這就是通常所說的“不合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吳竹如開導曾國藩說,交情雖然有天性投緣與否,也由盡沒盡人力所決定。但說到底還是人能勝天,不能把一切“歸之於數”,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積誠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自此以後,曾國藩在處事待人方麵日漸成熟,他自以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觀。給人留麵子這一點,尤其成為以後待人交友的一個重要原則。

二是戒怒。

曾國藩早期的個人修養也並非像後來那樣寵辱不驚。相反,一遇不順就勃然大怒,脾氣性格很不穩定。在他早年的《日記》中,這方麵的事例頗多。

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初三日,曾國藩的二位同年來看他,飯後,下人有不如意事,曾國藩大發脾氣,忿不可遏,歇斯底裏,完全忘記自己的身份。雖經友人勸阻,仍然肆口謾罵,絕無忌憚。事後,曾國藩檢討自己,又很後悔。過了幾天,好友馮樹堂來訪雲:“心中根子未盡,久必一發,發則救之無及矣。”《日記》曰:

我自蓄此忿,僅自反數次,餘則但知尤人。本年立誌重新換一個人。才過兩天。便決裂至此。雖痛哭而悔,豈有及乎!真所謂與禽獸奚擇者矣。

過幾天,曾國藩出門拜客,又因為下人不得力,屢屢動氣。說自己每日間總是“忿”字、“欲”字往複,“知而不克去,總是此誌頹放耳!可恨可恥”。三月十六日,他出門拜客,在友人家吃了酒飯後,等候下人,久候未至,“大怒,不可遏抑。懲忿無功,潰決至此”。

曾國藩認識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開始有意識地調整。同時,他堅持寫作《治心經》以懲戒不好的東西。他的《日記》中載,六月初五日,寫《治心經》反省以前之事。六月初八日,寫《治心經》一本。初十日,又寫《治心經》一冊。

二十四年(1844)五月初一日,下人因事與曾國藩爭辯,曾國藩又動氣,一怒之下將兩位下人一同開遣,“心不快者一日”,次日《日記》又說:“尚為昨事心緒煩亂。”

曾國藩性格的完善,為人處事之圓通,還是經曆多次磨難後。尤其是鹹豐八年再次出山後,性格大變,幾乎是換了一個人。這期間,曾國藩經曆了成敗勝負的多次考驗。

三是戒“忮”、“求”之心。

忮是妒嫉,求是貪求。

曾國藩認為,人生固然需要有理想,有追求。但追求過分,就犯了通病,即他所說的“忮”心、“求”心。“忮不常見,每發露於名業相類、勢位相近之人;求不常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仕進相妨之際。”將欲造福,就得先去忮心,所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就得先去求心,所謂“人能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Tip:阅读页快捷键:上一章(←)、下一章(→)、回目录(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