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聖賢豪傑，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大略相同。
——曾國藩
曾國藩雖然屬於儒家人物，甚至是一個理學家，但是，他的思想其實很雜，儒道佛等百家思想他都有，是一種兼容並蓄的狀態。他綜合各家學說，把這個“靜”字功夫看得十分重要。他在記憶中說：
“靜”字功夫要緊，大程夫子成為三代後的聖人，亦是“靜”字功夫足。王陽明亦是“靜”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動心。若不靜，省身也不密，見理也不明，都是浮的。
在這段話語中，曾國藩反複強調的是，如果一個人的精神不能安然沉靜下去，那麼，他的心思總是散漫的，總是浮動的，對事理不會看得清楚，做事不會忠實，乃至於自己的身體也不能保養得宜。
曾國藩認為，在物欲羈絆下，一個人要“靜”下來是很不容易的。他欽服顏回的淡泊，也特別指出，如果一個人不經曆高山，就仍會對高山仰止，沒有得到的，總是有乞求，人能大徹大悟，在登臨高山，已獲己得後，就是不容易了。他說：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佛之所以為佛，所爭皆去大難折磨之日，將此心放得實，養得靈，有活潑之胸襟，有坦蕩蕩之意境，則身體雖有外感，必不至於內傷。
曾國藩在給胡林翼的心中，極讚孟子養氣說和莊子的逍遙說，從中可見他在這兩個方麵是下過一番功夫的。
養氣說是孟子人生修養方法中最有特色的學說，即所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孟子的“養氣”，實際上是一種鍛煉人格意誌和身體素質的方法，它是在人的精神世界使某種意誌信念高度集中凝聚，然後，讓其充沛完滿，貫注全身。此時，人的身心成為意誌和信念的凝聚體，而意誌和信念也找到自己的物質載體。孟子的“養氣”與中國古代的氣功頗有異曲同工之處，它們都揭示：如果人們祛除各種心理雜念，保持心理意誌的高度凝聚，將使周圍磁場發生物理變化，由心理變化導引出生理變化，而生理變化又反饋和強化人的心理變化。這大概是孟子“養氣”的真正內涵。
孟子的“浩然之氣”是一種充溢著剛性的“力”，這種剛性之力並非來源於人體質的健壯和權勢的顯赫。身強力壯和位高權重固然有某種威懾力量，但若沒有仁義禮智的信念作精神支柱，則不過是“匹夫之勇”和“安婦之道”而已，因為，它們隻能讓人口服，而達不到使人心服。“浩然之氣”的剛性之力來源於人們對自我與宇宙合一的體認，和對仁義禮智的信念和踐履。孟子“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與他的“充實之渭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是中國古代關於充實之美的理論基礎。這種“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實際上不就是指人的一種真力彌漫、生氣勃勃的內在精神狀態和充實鬱勃的人格之美嗎？它在“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身上，得到了完美圓滿的體現。
曾國藩又寫信給胡林翼，與他一同欣賞《莊子》，談莊子衝淡、超曠的人生理念，認為與孟子的“浩然之氣”有異曲同工之效。他說：“因思古來聖哲，胸懷極廣，而可達天德者約有數端，如篤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說也；至誠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訓也；安貧樂道而潤身醉麵，孔、顏、曾、孟之旨也；觀物閑吟而意適神恰，陶、白、蘇、陸之趣也。自恨少壯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懼，於古人心境不能領取一二，反複尋思，歎喟無已。”
莊子的人生態度是最達觀的。莊子雖然家境貧寒，“處窮閻陋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但他卻不為富貴所動，而是視功名利祿如糞土，笑辭千金之重利、卿相之尊位，寧遊戲於汙瀆之中以自快。一般人都求生畏死，祈求長生不死，莊子卻比較超脫，“不知說生，不知說死”，甚至以死為樂。不僅妻死鼓盆而歌，就是自己死後，也主張天葬，讓自己的屍體成為烏龜、螻蟻的食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