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自1838年成進士，1840年授翰林院檢討，自從七品以後，開始了他為期十二年的京宦生涯。本來，憑他的學識和才能，完全可以在學問上專心進取，成為著名的學術大師；但是，為適應他那“匡時救世”的人生哲學的需要，他沒有更進一步向這條與世隔絕、不問政治的道路上走下去，也終究不能成為一個十足的學問家，而在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風暴席卷東南各省之際，應命出山。在太平天國起義之初，曾國藩想對事態的發展估計不足，因而他在1852年丁母憂在籍守製之時，清廷令他幫同湖南巡撫張亮基辦理本省團練事務，但他當時不打算應命，當即草疏懇請在家守製，具呈亮基代奏。謄就未發，接張亮基函，告知太平軍勢如破竹，挺進東南各地，武漢失守，人心惶惶，懇請曾氏迅速來省城共商大計；好友郭嵩燾亦親至湘鄉力勸為保桑梓，不必死抱守製成法，應命出山而治事。於是，曾國藩毀棄前疏，於1853年初毅然出山。按照中國傳統習俗，父母逝世，兒子在外做官必回籍守製一年或數年以盡孝心。然而，為什麼曾國藩最終還是應命出山。加入與農民起義為敵的行列呢？這在曾氏給清廷的奏折中說得很明白：
今回籍未滿四月，遽棄庭闈，出而蒞事，不特臣心萬分不忍，即臣父亦慈愛難離。而以武昌警急，宵旰憂勞之時，又不敢不出而分任其責。
言下之意是，守製之事，從個人的角度來說，確是很重要；但國家危難在即，我雖在守喪之時，但為國家利益、為“匡時救世”擔當應負之責，即使暫時背不孝之名也值得。從此以後，曾國藩雖曆盡千辛萬苦，碰到的困難不計其數，終因受救世人生哲學的驅使，忍辱負重，不敢懈怠，為清廷盡心竭力。即使是生命攸關的時刻，也在所不辭。如1854年兵敗靖港，憂憤投水欲自盡，被章壽麟等救起，隨後反複掂量，終於鼓足勇氣繼續與太平軍作戰。每次遇到危急時刻，他都“咬牙”堅持，直至把太平天國等農民起義血腥鎮壓下去。其堅忍不拔的意誌，強硬不折的毅力，均來源於他那維護儒家綱常倫理、維護清王朝統治的救世人生哲學觀。
曾國藩出身於正在上升中的中小地主階級家庭，來自統治階級下層，故其救世人生哲學觀是積極向上的，很少頹廢思想。同時，又由於他非常相信主觀意誌的作用，認為隻要拚命去幹，就能達到救世的最終目的。因此，這種救世人生觀，不僅在鹹、同期間對封建士大夫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而已在19世紀末年乃至20世紀初年，亦在激進民主主義者身上留下了它一定的痕跡。近代湘籍愛國誌士就有如譚嗣同、唐才常、陳天華、禹之謨等人，都有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戊戌變法期間，譚嗣同甘為中國“變法而流血”，拒絕出逃；自立軍起義期間的唐才常，從小就立誌“以天下為任，以救中國為事”，以“匡時救世”作為自己的人生目的；生長在湖南鄉下、曾在湘鄉等地求過學的青年毛澤東，在對中國曆史文化遺產的吸收、消化過程中，曾國藩的救世人生哲學對他也產生了深刻影響，“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
立世大智慧
曾國藩一生為官用權，去私欲，重天下，是良好的做官心態。正是有了這樣一個難得的平常心態，所以，他才能真正以“匡時救世”為己任，或者說沒有把“匡時救世”當作一塊假牌子，這是他為官幾十載的最大特點。